——以下内容来自《2017中国转化医学产业高峰论坛》马昕教授的演讲
马昕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骨科副主任、华山医院副院长。
1992年上海医科大学本科毕业，1997年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外科学博士学位，1999年骨科副教授，2007年骨科主任医师，2009年华山医院医务处长，2011年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2012年华山医院副院长，2014年复旦大学教授。
目前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学分会足踝专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市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医师培训中心主任，美国足踝外科协会（AOFAS）会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创伤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灾难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国内外杂志共发表了130余篇的学术论文与临床专著，其中30余篇SCI论文。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上海市科委科研项目，参与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成果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2项，发明专利6项，主持一项成果获2014年度上海市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奖，2011年度美国足踝外科学会访问医师奖（AOFAS Travelling Fellowship），2011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党员，2015年获“上海市静安区杰出人才”奖，2017年度获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马昕：尊敬的各位领导、同道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探讨我们在转化医学方面的困惑和思考。
平时讲课下面都是“穷”医生比较多，今天这里不少“资本家”，难得有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感受和所想。
转化医学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做医生也想转化，但是这里面困难重重。国自然刚评完了，我们每家医院都很激动，有的医院很失落，因为国自然拿多少，SCI拿多少，这牵扯到领导者的政绩，我们医生的晋升全部都在这里面，所以每次的国自然完了之后大家都非常激动，看看我们有没有中国自然，我有没有在今年晋升？
国家的资金投入了非常多，我们的SCI论文已经仅次于美国了，研发也仅次于美国了，我们的专利已经超过了美国了，但是有多少形成了我们新的技术，有多少临床指南、常规是由我们中国人制定的？太少，有多少产品和器械以中国人命名的？几乎没有。咱们都是很习惯于用美国西方的东西，大家都变成了习惯，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除了国内有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一样有这样的问题——1篇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的文章很厉害，结果101篇文章都说将来会有广泛的前景，到了20年之后5篇应用临床，只有1篇得到了广泛应用，绝大多数消失了，这是中外医疗领域我们面临的同样困境。
我们经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有些新的科研成果一涌现，就说应用临床能如何如何，让大家都心潮澎湃，觉得进了医院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医疗科技那么发达，我到了医院，我就应该治好，因为报纸、杂志上说医学的进展似乎无所不能，然而现实差距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我们的转化医学面临很多的转变，目前来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个转型期，我们前面的磨炼是如何写ACI，如何去申请专利，现在我们开始发现，要开始转化，实际上地基跟房子要匹配。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但跟临床和实际需求间，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比例分配。另外，我们转化医学成果是不是应用到临床最重要一点，要看是不是能变成药物和器械，很遗憾太少了。
我们的基础研究，还有我们的临床服务，我发现我们医生想的跟在座的“资本家”的想法不一样，是两个频道，我们很多医生就是想，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要把文章写好，晋升升级就可以了。经常是医生白天上午开刀，晚上做毫无相关的基因研究。我问基因研究什么时候用到临床，他说文章发了再说。我自己的学生我从来不让他们搞基因之类的，我觉得离我太远了。我是骨科医生，我就说你做跟我的临床相关的，你做解剖，做一个生物力学。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生确实面临着问题，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也一样的。大家一看基因能上国自然，大家全做基因，过两年突然发现“凋亡”可以，大家全部“凋亡”。结果是大家全部挤在一起。发表出来的文章你发现很多名字都看不懂，各种各样的基因，你表达一下，我表达一下，合在一起表达一下，但是不知道对我们的科研、实际需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转化医学定义很多，有句话很简单非常好——将适合的生物医学发现，转化为药物、装置和措施。我是基层医生出来的，天天思考这些东西，不宏观，非常具体。跟前面几位大咖所讲的不一样，他们高屋建瓴，非常的宏观，我是从一个普通医生的角度，揣摩一下我们的政府应该怎么想，我们希望我们政府怎么想？我们衷心地希望除了关心论文数量和经费成果之外，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诊疗指南，关注一下临床大夫。临床大夫很想做指南、常规，但是不够被重视。另外我们的新药和新产品的研发是不是也能够纳入到我们对医生的评价和对医院的评价里面来，另外希望他们跟医院松绑，允许和鼓励医生去转化。以前大家转化的积极性肯定没有，因为转化后的钱去哪儿？是不是100%回到医院、学校，我能拿多少？很多医生到专利戛然而止，不想继续走下去。后来复旦大学发现问题了，发现我们的专利转化太差了，上海很多大医院跟我们医院一样，专利每年都几百个专利，但是转化经常是一个都没有，大家为什么不去转化？复旦大学发现问题就马上出台政策，转化之后这个钱70%归医生，30%拿到学校、医院，马上我们就开始有医生进行转化。而且我觉得应该鼓励医生，让我们医生成为转化的先锋，鼓励他、表扬他，“这个是大牛”。要把专利变成生产力，政府层面一定要给医院、专家松绑，允许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允许医院去做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历史上我们也转化过。大家记得急支糖浆，是我们医院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独门绝技，在我们医院像科研成果一样使用，后来被太极集团买走了，80、90年代花了十几万。当时华山医院很激动，这个东西这么值钱。几年下来，人家太极集团赚了30几个亿。当然这个案例也算很成功，因为你从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考虑，这个药原来只是在我们医院，现在整个市面上都有。从让更多的人受益的角度，这是转化成功的典范。另外我觉得政府一定要鼓励我们的本土企业，鼓励我们的医生与大家合作，现在允许我们医生开企业了，允许我们医生下海了，但是每家医院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本土企业也得扶持，非常的重要。就像瓦良格先买回来，变成辽宁舰，过两年山东舰就能出来一样。很多的高科技，我们也是鼓励去学习，不断地去进步，然后去超越，肯定我们要走这条路。
作为医院应该搭建这个平台，鼓励创新。我觉得我们医院这方面做得不错，华山医院跟苏州医工所有一个医工结合联合专项，左边是华山医院的人提出临床想法，右边是医工所的科研家工程师大家一起聊出火花来，大家一起申请很多的项目。医工所的人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但是“闭门造车”，我们医生则是天天在手术室里“空想”，想有什么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其实我们认为复杂的，可能工程师认为非常简单。政府推动，然后两家一起合作，政府出钱，这是政府层面的。另外一个在整个社会对大家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现在每家医院都在控费、控药、控号，我在我们医院是医疗副院长，控药、控号也是我的重要工作职责，我鼓励我们的各个科室进国产的器械，便宜的器械。咱们中国自己研发的东西便宜，而且现在很多东西相当不错，比如骨科医生国产的钢板螺丝钉一点不比进口的差，非常的便宜，为什么不进国产的呢？国家有要求，为了帮助老百姓节省他们的医疗费用，我们在这个方面有远大的前景，国家的支持非常重要。
还有我们医生层面，我觉得要改变观念。医生都比较谨慎，不愿意做出头鸟，感觉我要去做企业，我要去研发了，主任不喜欢我了，这个人有点不务正业了，实际上我们的医生观点得转化一下。我们跟美国有很多医生有很好的合作，我发现美国医生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问几个美国医生，他们有多少产品研发，他竟然非常自豪的说“Iam a businessman”。“businessman”，老美说这个词的含义是很聪明，我们的理解是“奸商”。在他们看来，“除了我会做医生，我还懂经济，我还懂发明创造。我开刀，我开十个病人非常辛苦，但是我研发一个新药、一个新的器械我可以造福几千几万个人，我对社会贡献是更加大，而且影响了很多的医生”。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医生没有这个观念的转变。另外，同行之间确实有的时候有不同的想法，是不是有的人平时不开刀，老跑到外面搞研发赚自己的钱？实际上科室内部完全可以做好平衡，这个跟我们内部的管理和绩效设置有关系，也需要政府强力的推进和克服，有政府的鼓励我相信医院肯定会跟从，科室的主任也会跟从。
还有我们企业的问题，我们大企业很多，很厉害，但是不跟我们中国医生沟通。一些外国的医生带着厂家一起到中国进行路演，我们都习惯了这种模式。我们国内的一些本土企业忙着抓快钱，做代理商，但是这个代理商太舒服了，不用研发，马上快钱就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发现代理商越来越难了，核心技术在老外手里，代理商迟早被人干掉，竞争非常激烈。现在有情怀的代理商全上岸了，去开工厂了，开始跟医生合作，开始跟医生聊了。我在美国做过进修医生，美国医生经常上午开着刀，下午厂家的工程师过来了，大家一起聊，我上午开刀发现什么问题，然后让工程师设计一个草图，然后下星期工程师回来把他的产品带过来，请医生在手术台上试试看，这个合作关系我觉得太美妙了。美国很多骨科的器械都是医生设计的，跟工程师一起合作的，医生应该做他擅长的东西，在手术室、医院待着，我们企业应该干什么？经常下到医院里面找这些有能力、想法的医生进行探讨，把医生的想法变成我们的产品，这是非常紧密的合作。现在有家国情怀的企业越来越多，我感觉这点非常的欣喜，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未来非常有发展前景。
举个例子，我是外科医生。刘翔、姚明都是我的病人，他俩受伤了，足踝外科现在受到重视了，申请课题容易多了。我们的疾病各种各样的畸形非常多，回去看看你们的父母，大脚指头外翻，平足，或者自己摸一摸自己脚指头，有脚指头畸形的人非常多，实际上大多数的病人不需要开刀，很多的疾病其实前期的保护做得好，也不需要到受伤的地步，实际上早期的康复治疗非常重要。这是我在美国拍的一张照片，美国所有的大型超市里面都有一个展柜是保护的用具，英国也一样，在我们国内没有任何一个超市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国外老百姓非常清楚，第一次看医生，第二次到店里去买这种保护用具。我们什么都没有。请看这张图，这是我们中国的，大拇指畸形了，病人为了不痛，自己用橡皮带子自己包一包、弄一弄。我们中国病人非常聪明，事实上有很多好东西他不知道，但这种情况下病人都有设计的解决方案，自己想的。国内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开始有人去复制了，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材料不会管理，紧贴皮肤的经常会有过敏，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材质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们国家老年人口非常多，残疾人非常多。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在欧美国家大街上残疾人特别多，咱们街头几乎没有残疾人。但是告诉大家，我们残疾人都在家里，因为他们出不去，这不是我们要的未来。健康中国要关注这些人群，让没有脚的照样跑得飞快。实际上这些黑科技帮助了我们，没有脚的人现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让他们有尊严。这个是巴西世界杯，一个瘫痪的人站起来了，他开球了，把球踢出来了，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这个技术复杂吗？真的不复杂，我们经过了解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们国内大飞机也造出来了，电冰箱、电视机早就造出来了，这个东西没有电视机复杂，实际上就是我们相关的人员是不是整合了，是不是都参与到这里面去了？看看这个病房里的病人了，步履维艰；大家再看看这个小姑娘走过来，很轻盈，再走过去衣服卷起来，一条腿是假的，她走得漂亮！现在科技完全做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在胶州路几个老工人弄几个木头给你挫挫，差距非常大。这个价格也差的非常大，简单的东西在国内翻两倍，复杂的东西翻五倍，再复杂点的东西简单的十几万，再贵一点的三四十万，但是我们国内有多少病人？！
实际上我们的团队有很多相关的专利，我们天天都满足专利，晋升的也都晋升了，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我们这些专利转化了吗？我们有很多国自然，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也有十几个国自然，复旦材料系的，华东理工大学、上海残联的，个个出来都是很牛的人，在自己的行业里面都是翘楚。怎么才能合作在一起做出更好的东西呢？我们发现，最难的实际上不是技术，是管理，力量整合是最大的困难。过去转化复旦大学发现老是做不好，为什么？发现没有工学院，交大的工科太厉害了。复旦大学然后成立一个复旦大学工程与希望应用技术研究院，过几年工学院就出来了。大家撮合在一起，突然间发现转化很复杂，要做这些东西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医生做生物力学的测试、研究，另外要有材料学专家、机械专家，更重要的一点容易忽略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满上海找不到。找工人感觉很容易，实际上不是的，最高端的是熟练技工。在胶州路找的都是退休的老师傅，就像皮鞋匠一样，完全代替不了熟练工人的职责，这跟从国外机构找了很多相关的技术工人帮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另外需要经销商、生产企业，需要在座的各位，没有在座的各位帮我们运转，这个环根本就运转不起来。还有残联，他们有大量的病人、大量的实验场地，像医院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场地，这些力量必须要整合在一起。
最后靠谁？真的靠诸位，靠什么东西？医生可以干自己擅长的事情。他们不擅长的事情，比如这些设备资源整合靠我们的社会资本，研发团队把大家整合在一起，然后经销商生产企业做好以后回医院，这里面缺一不可。靠医生整合非常累，我做医生可以的，让我做资本家超出我的脑力范围。在座的各位是专家，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是非常的必要，政府推动非常必要，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靠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非常聪明，我们新四大发明出来了，高铁、支付宝、大飞机、共享单车。这里面很多的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但是我们有整合能力。做整合也需要生产力，其他的国家可能零零碎碎做出来，但是没有整合起来，我们靠我们强大的政府，靠我们非常聪明的“资本家”们把这个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新时代的四大发明。
接下来我们相信我们的转化医学在各位的支持帮助下，我们一定能够超越以前，让我们国家共同的发展，最后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