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二十二》的公映本来就应该算是一桩奇迹，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部描写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最无辜也是受难最重的“慰安妇”的纪录片，竟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从电影院里的高上座率，到“自来水”自愿包场赠票，再到网络上大V公众号的主动安利，这样一部与商业大片、流行元素等等毫无关系的作品，有今天的放映效果，可以反映出如今的观影环境在变好，这也是一种事实。
客观地讲，纪录片《二十二》不但无法称得上是一部高质量的作品，甚至它粗糙的外表与自身无法自洽的逻辑，还形成了一部只有表面文章无深入机理的银幕作品，这与我们眼下的绝大多数华语作品有着相当一致的自身不足。
从一场不必事先张扬的葬礼开始，镜头对准了那些正在逝去、也仿佛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群。然而她们经历过的苦难，以及她们所象征的一个民族的曾经深重苦难却是不容人们遗忘的。在二战期间，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慰安妇”作为一个被掠夺了自由和身体的弱势群体，难以想象的是她们很多人在即便日本投降的战后也并未获得真正的“解脱”。
影片提及“很多人不堪负重选择了自杀”，但幸存者从纪录片作者镜头拍摄的情况来看，也称不上是真正的“幸”存者。她们有的在底层贫困的生活中煎熬，尽管年岁已大，但却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安享晚年；她们有的还在迫于世俗偏见舆论压力，在为数十年前的往事不停落泪和折磨，忍受着同胞带来的二次伤害；她们也有的在贫困和无奈中毫无希望也无所牵挂地等待最后结束……
影片没有动用任何商业类型片的元素，这大概是这部作品呈现出粗糙质感的原因，同时也是它摆脱了煽情等幼稚手段展现出一种克制的质朴的原因。毫无疑问，从题材上来讲，《二十二》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这也让人产生疑虑，为什么这种题材不是著名电视台、资金雄厚的集团来做呢？你但凡看过一点日本、英国类似的纪录片，都应该对一部题材相似的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气氛营造和完成度，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换言之，我觉得本片的编导从资金、视野、驾驭能力等方面，是在做一件力所不逮的事情。
《二十二》在影像呈现上甚至不如《三十二》有质感（比如在短片《三十二》中“慰安妇”生下日本孩子，以及他如今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的一幕，在《二十二》中被一笔带过地处理了），这部纪录片相当耗时地跨越五省将最后22位幸存者全部拍摄完成，但某种程度上，作为一部作品它缺少了必要的主线和逻辑性、艺术性。
虽然我不喜欢片中无数次意在提示大家注意的“数字”，但这里的无意义也许正是编导看到了麻木，想在这最后的有效影像中对麻木做一次隆重的鞭策。本片将“数字”作为一个价值观和合理性的不断提示，相当程度地也削弱了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意象和质感。它们轻飘飘的地飘在空中，所成功揭示出来的问题，其实远远小于影片这些素材本来应该具有的体量和深度。
这当然仍是一部值得大多数人去观看的影片，尤其是它能够出现在公共电影院里（即便第一天只有少得可怜的、甚至还是非主流的院线愿意为之排场），值得那些不管是平时愤怒的网友，还是狡猾的正确者或者廉价的话题跟风者都去看一看。它是如此的克制又心平气和地将一段苦难雕刻在了时光胶片中，以至于让后世的人们想忘记都已经成为不可能。
影片中有一幕，镜头对准了正在接受采访的受害者儿子，采访者是“北京某杂志”的年轻女记者。她的提问没有问题，状态也不是问题，但这样的采访还是容易让人想起“将刚刚愈合的伤疤又掀了起来”这样的新闻悖论。这也是我最后也没有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影片也采访到了一位乡村教师，他曾经作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走访并整理了一百余幸存者的口述。他没有面对镜头地说，他后悔了。因为这些采访对象的记忆被他的行为重新唤起，而他并没有对她们产生什么实际上的帮助（起诉日本政府几十年也毫无结果），相反因为他的记录和书写，这些受害者还要承受当下人的再一层包括歧视、误解之下的苦难。
这样的反思应该也在提醒包括本片的创作者，自己的行为到底是打扰还是帮助了她们，哪个更多一点？又如何可以避免前者的情况下将最大的善意和有益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