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举之时 。7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分别接到一个内容相同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要求他们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挑选15名科学家、学者入会。条件有三：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真话；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
1977年8月4日，方毅、刘西尧和30多位科技教育战线的专家学者来到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头上还戴着这样那样的反动帽子。
这是一次名为科教座谈会，但大多数参会者对自己被弄到北京干什么却一无所知、心怀忐忑。因此会议前两天，在压抑的气氛中，大家也是挑些无关紧要的场面话讲，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做了一番检查，表示今后要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邓小平不断皱眉头，方毅只能苦笑。
会议一直务虚到第三天，才由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非常偶然地打破了沉闷。
在谈到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8个月就上清华了，这能保证教学质量吗？”邓小平一听，皱起眉头：“那样搞，就应当叫清华小学、清华中学，不能叫大学嘛。”
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准备好了一个发言提纲，听邓小平这么一说，脑袋一胀，丢下发言提纲，突然作了一个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发言，他慷慨陈词：“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5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
查全性的发言让邓小平的精神一震，紧锁的眉头稍许展开，他从沙发上直起身子，深深志吸一口烟，鼓励道：“查教授，你说，接着往下讲！”并且提示所有与会者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受到鼓励的查教授越说越激动，他痛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老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解放后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靠权。'学生们也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党风就不可能扭转！所以，我建议恢复高考，今年能办的事就不拖到明年！”
这一段简短的发言，在今天听起来平平淡淡、不显波澜，但在当时却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与会者面面相觑，再次惴惴不安地将目光投向邓小平，会场再次陷入短暂的静默。
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邓小平孤独的掌声。一直担心冷场的方毅和刘西尧也心事重重地跟着鼓掌。与会者才暂时将余悸搁置一旁跟着三位领导鼓起掌来。
接下来，在大家的讨论中，邓小平果断地一挥手：“那就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不能再耽误一代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1977年8月8日，一次差点走过场的座谈会，在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中落下了帷幕。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