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1日，高调前往北京的孙文携夫人宋庆龄抵达日本神户港。之所以如此选择取道日本，固然是因为此时中原各地仍处于战乱之中，火车不通；而由广州抵达上海之后，再乘船抵达天津反不如从日本中转来的快捷。但更为重要的是，孙文希望能够劝说日本在列强中带头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同时已经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孙文更希望进一步构建以中、日、苏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方同盟”，以对抗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后进国家的压制。
但事与愿违的是，孙文的此次人生中最后一趟日本之行却遭到了日本官方集体的冷遇。不仅加藤高明内阁拒绝他前往东京去。就连与孙中山有过联系的政、财、军界实力人物也极力回避。无奈之下，孙文只能在神户当地进行了几次影响不大的演讲，在演讲中孙文用“王道”和“霸道”来概括东西方的国际观念。在孙文看来西方国家“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就是霸道的文化”。这种霸道文化是东方人“向来轻视”的，因为在东方“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中国的古话就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可惜孙文的这番话此时早已不合日本政客的胃口。在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看来，西方的“霸道”才是弱肉强食的工业时代唯一可行的“丛林法则”。积贫积弱的中国既无能力更无资格谈论所谓的“王道”。当然对于逐渐从内战阴影走出，国力日益强盛的苏联。日本还是愿意结交的，就在孙文蹒跚于神户之际，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正与苏联大使卡拉罕展开谈判，并于1925年1月，缔结日苏基本条约。日本以从北库页岛撤军换取了向来声明不承担沙俄政府任何政治责任的莫斯科方面对《朴茨茅斯条约》的承认。苏联人还承认了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石油、煤炭开采权和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渔业权。至此以出兵西伯利亚为标志的日本对苏武装干涉，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与苏联之交的外交互动日益频繁，但其双方眼中，苦难深重的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可以肆意瓜分的战略缓冲带而已。
1924年12月，孙文两手空空地离开日本，对于自己一腔热忱和希望化为泡影的结果。他颇为很失望地的表示：“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为吾人未获得政权”。3个月之后，怀着对中国前途的忧虑的孙文因为肝癌病逝于北京。而就在其当初访日的同时，段琪瑞政府的两位代表却受到了日本首相、外相以及其他达官显宦的隆重接待。因为此时日本资本在华的利益迫切需要段祺瑞等军阀的维护。
▲晚年的孙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支柱产业——纺织业遭到了西方资本的剧烈冲击。日本政府在国内积极推进纺纱企业引进新技术，推进织布、染色加工的垂直统合的“转型升级”同时，开始向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中国输出资本。在日本企业家看来，于中国境内经营纺织业，不仅能确保其在中国的棉纱市场的垄断地位，更有望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以投资人造绢丝等新兴产业部门。因此1920年以后，日本在华纺织业的规模急剧扩大。1924至1925年期间，日本在华纺在中国的纺锤数已达100万，已占当年中国境内纺锤总数的三分之一。
当时的纺织行业是一项需要大量技术工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在华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同时转移来了日本国内已逐步废除的“包身工”、“深夜劳动”等残酷剥削制度。高强度的劳作加上日籍管理者的粗暴，最终于1925年2月引发了上海日本纺织厂内的中国工人大罢工。面对上海地区11个日资纺织大厂高达150万日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日本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在代表财阀利益的首相加藤高明随即提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冈村宁次等人展开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
但群情激奋的罢工浪潮，岂是冈村这样一个无兵无权的武官所能应付。他只能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2月20日，在加藤高明同为三菱财阀女婿的外相币原喜重郎也顾不得他此前“对华不干涉”的外交宗旨了。他在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在要求日本各厂不得单独妥协的同时；“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但此时的段祺瑞政府所能控制的仅是东北、华北地区，对长江南岸的上海一度鞭长莫及。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边鼓动段祺瑞政府出兵南下，一边则通过冈村宁次积极向驻守浙江的孙传芳施压影响。
南下追击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的问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便已提上日程。但张作霖、冯玉祥两人均不愿意放弃直隶的地盘，始终处于相互推诿的状态。段祺瑞则一边以穷寇莫追、困兽难斗为由反对南下，一边积极拉拢直系的后起之秀孙传芳。“江浙战争”以来，孙传芳虽然鲸吞了浙江全省，但放眼全国孙传芳却深知自己要与群雄争衡，仍力有不逮。因此自吴佩孚兵败以来，孙传芳便改投门庭，主动向张作霖、段祺瑞甚至广州革命政府输诚，换取各方对其浙江地盘的承认。
▲孙传芳
段祺瑞、张作霖等人虽然也对于孙传芳频频示好。但浙江毕竟是皖系卢永祥的地盘，而奉系诸将入关之后也积极谋求裂土封疆。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以陕西、绥远等地换取了冯玉祥所部放弃对直隶及北京周边地区的控制。随后奉系诸将之中，李景林升任直隶督军，张宗昌则主政山东。在完成了对津浦铁路北段的控制之后，张作霖随即以邢士廉、丁喜春所部2旅为先导，张宗昌主力为后援，以护送新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就任为名开赴长江流域。
▲张宗昌
面对奉军的大举南下，江苏督军齐燮元退无可退，只能联合孙传芳全力抵抗。但就在江苏驻军与奉军大战于丹阳、无锡一线之际，孙传芳突然将协同齐燮元作战的部队撤走。直接导致齐燮元兵败如山倒，只能在上海通电下野，只身逃亡日本。但此时的张作霖深知奉军战线已经拉得过长，贸然进入上海不仅容易激化与孙传芳的矛盾，更可能直接卷入与英、美与日本在沪的利益纠葛。因此在击败齐燮元后，奉军名义上接管上海，但却与孙传芳签署和约，奉、孙两军均不在上海驻扎。
在奉系和孙传芳所部武装均不愿为日本所用的情况之下，沪上日本各纺织厂只能请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以许诺不再打骂工人为条件请求中国工人全面复工。但日本纺织财阀在上海的退让并不代表其能够收敛贪婪和残暴的本性。而吸取了所谓上海方面的经验，1925年4月14日，青岛日本大康纱厂厂主开始派人查抄厂内工会组织，抓走了工会代表。4月19日，工会则向纱厂厂主提出包括承认工会为工人之正式代表、增加工资、取消押薪制、工伤工资照发、延长吃饭时间、不得打骂工人、保护女工及童工等21条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后，大康纱厂5000名工人举行罢工。
在青岛商会和日本领事馆的调停下，劳资双方虽然于5月签定复工协议，但复工之后日本厂主却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拖延履行复工条件，一方面策划对工人进行报复。他们开除了51名罢工骨干分子，并向胶澳商埠当局施压要求取缔工会。上海方面日本各纱厂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再度引发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5月14日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方突然开枪杀害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5月25日，青岛方面大康、内外棉等几大纱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便视青岛为自身的势力范围，更自感不必在上海那般的畏首畏尾。日本政府立即向段祺瑞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当局镇压罢工，同时把本国军舰开进胶州湾，准备随时登陆自行镇压。在日方的威压利诱下，山东督办张宗昌训令胶澳督办温树德，派遣军警，镇压罢工。5月28日夜，2000多名军警包围了日本纱厂。29日凌晨，军警冲入内外棉纱厂，要求工人退出工厂，遭到工人拒绝后，军警根据温树德的训示，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8名工人，打伤10多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二九”青岛惨案。
一天之后，上海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打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是为“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中华大地举国同愤。预感到事态将要扩大的冈村宁次遂建议总领事矢田部保吉与英国领事会商，筹划共同防范和镇压“骚乱”的策略。日本方面深知，在上海的外国投资中数英国人最多，建议利用英同人最惧怕该地工人闹事的心理，让英国人出面打头阵，这样就会使群众的反日情绪转移到反英方面来。英国方面果然中计，6月11日汉口英租界爆发英国水兵射杀中国民众事件，6月13日九江冲突发生，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7月2日重庆惨案发生，7月31日南京惨案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冲突为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
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的英人且作军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在白鹅滩的英兵舰也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而就在英国方面逐渐沦为中国民族情绪的标靶的同时，日本方面却以“单独解决上海罢工”为由，在谋求着尽先脱身。
7月16日，矢田总领事在冈村宁次等领馆官员的协助下，开始与中方交涉解决日厂工潮案。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双方达成协议：日厂将承认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补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据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2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则掀起大规模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口，于是，刚摆脱困境的日本便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的传统市场。1925年下半年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7月23日以青岛大康纱厂工人为首再度形成纱厂同盟大罢工。次日张宗昌率新任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从济南赶来青岛。他们接受日本人和青岛买办商人的收买，于7月26日调集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封闭铁路工会和各纱厂工会，逮捕杀害了中共青岛负责人李慰农与胡信之等，镇压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一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工人学生骨干被捕，青岛国共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众团体全部被取缔，民众的一切自由均被剥夺。中共青岛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上海方面奉军邢士廉旅以戒严名义进入上海，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通缉李立三、刘华等工人领袖。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自此转入低潮。
“五卅运动”的爆发，是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经济侵略的前提之下，日益觉醒的中国民众本能抗争的一种必然。在幕后操控段祺瑞政府的奉系军阀却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沦为镇压中国劳工和进步群众的“急先锋”。因此在失尽民心的同时，也极大的加剧了其与其他军阀系统之间以及奉系内部的矛盾。“五卅运动”刚刚结束，奉系势力便为孙传芳赶出上海，之后郭松龄反奉起义均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