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在盔甲的审美上，欧洲人由简单的装饰性线条，渐渐转为偏好蚀刻装饰。一如盔甲形态和结构，这种新兴的装饰通常也极其容易受到民族和地区不同品味和时尚的影响。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戎装像，彼得?保罗?鲁本斯绘制
德意志盔甲的另一种时尚出现在十六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有些其他西欧国家和地区也吸收了部分特点，它还影响了意大利生产的出口盔甲。早期的“哥特式”盔甲使用突起或凹下的线条作为装饰。但大约在1515或1520年间，这种线条装饰演化成为近似于平行的纹路，能覆盖盔甲主要部件的所有表面，不过通常保护小腿的护胫套却不做装饰。像这类型的盔甲，由于其发展时期大部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统治时期相重合，通常也就被误导性地称作“马克西米利安盔甲”（Maximilian armor）——其实它并非由皇帝本人设计。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全套板甲
1530年至1560年的意大利，上述盔甲装饰潮流在著名的米兰盔甲大师菲利波?内格罗里（Filippo Negroli，1510-1591）的作坊中臻于艺术至境。此种样式的阅兵盔甲都是为赫赫有名的欧洲贵族（甚至帝王）客户所制，极尽奢华地饰以人物或花卉图案的浮雕，通常还会鎏金或镶嵌金银。礼仪用途的盾牌或以木制（绘上精美的神话或历史场景），或以金属制造，饰以与配套的盔甲风格一致浮雕和装饰。内格罗里的工坊所设下的高标准一直到十六世纪的尾声也依旧被后人学习模仿，不过一直未能被超越。
▲1510年意大利米兰生产的轻骑兵甲
在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欧洲东南部的基督教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它们盔甲的时尚潮流不同程度上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自公元711年遭摩尔人入侵以来，长期受到穆斯林王朝的统治（他们统治的区域被称作安达卢斯）。数百年来，半岛的基督徒一直试图赶走穆斯林统治者，这就是“收复失地运动”。经过多年征战，1492年，基督教军队攻陷了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覆灭，基督徒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欧洲东南部，自1453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数个国家陷入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连绵不断的斗争中。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虽然常常处于敌对交战状态，但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年的经济、军事、文化交流，让西方的匠人把对穆斯林的畏惧和好奇投注到他们的盔甲、武器和其他装备上，并有所借鉴。
▲产于十五世纪晚期至十六世纪早期的奈斯尔王朝头盔
例如，一个来自西班牙，产于十五世纪晚期至十六世纪早期的礼仪头盔，虽然总体而言为典型的西班牙样式，然而眼部上方的形制与装饰却带有伊斯兰头盔的特征。这种西班牙-摩尔式混合风格的装饰表明它曾为一名奈斯尔王朝宫廷的高级成员所拥有，甚至可能属于御用。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其影响力也深入东欧乃至中欧。今天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曾经是土耳其的藩属。十六世纪中期，一些德意志和东欧的武器盔甲工坊开始主动追求一种“异邦”风情。他们所生产的盔甲，尤其是头盔，其形态和装饰直接参考了土耳其的样式。工匠们大约从此前早进入国内的土耳其战利品或外交礼品中获得了灵感。这从另个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欧洲的盔甲界并不是那么故步自封。
▲1560年产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头盔
▲1525年科尔曼（Kolman Helmschmid，1471–1532)在德意志奥格斯堡制作的盔甲
除了头盔之外，大概没有其他盔甲部件能如同胸甲（breastplate）一样彰显时尚前沿的风向了。其形状和轮廓的改变完全依照着欧洲上层男性服饰的发展而来。胸甲大片宽阔平坦的表面，为制作者依据地域特色或使用者的要求，来进行装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十六世纪伊始直至四十年代，胸甲多为球状或圆形，没有中脊,通常以平行凹槽或蚀刻为装饰。
▲1500-1550年东欧生产的匈牙利式盾牌，其风格受到了土耳其的一定影响
自1530年以后，胸甲变得更长，形状和轮廓也不如从前那般圆润，使用的平行凹槽和蚀刻装饰与过去相比有所收敛，看起来更加朴实素淡。此外，还重新引入了中脊（它曾经风靡整个十五世纪）。此时的胸甲的中脊开始延伸至其中心部位。在德意志，这种新特征有时会夸张地显现为尖锐的三角形或垂直的线条。在17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男子的上衣发展成了所谓的“豆荚衣”（Peascod belly，如下图），盔甲亦不能免俗。这种风尚一直延续至17世纪初期。
▲提香笔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身穿“豆荚上衣”
▲乔治?克利福德伯爵（George Clifford，1558–1605)的全身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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