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临近中叶之际，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宗教大会。来自不同教派的宗教界人士济济一堂，谈论着世界各地的消息。佛罗伦萨的星相学家托斯卡内里终于有机会与远方的客人谈论航海的问题。他刚刚得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条神秘的北方航路，传说沿着这条航路可以直抵大汗的国土，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蛮子国，汗八里和行在城。他给葡萄牙国王寄去了一张海图和一封信。在信中他认为从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繁荣富庶的行在城：
“依据我画的海图航行，就可以抵达香料宝石之国，那里土地肥沃，人民殷富。常人以为该国在东方，而我认为应该在西方。或许这一点让您感到惊异。试想大地本是一圆球，向西直航，绕过地球的下面，就可到达东方……据说，那里的海岛上只有商人居住。他们贩运的商品种类繁多，似乎是世界的总和之数，但比起刺桐一个港口，还远远不如。每年从这些岛屿都有几百艘大船往刺桐运送胡椒，运输其他商品的船只还不计在内。那里人多富有，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计其数。这些岛国都臣属大汗……”
葡萄牙国王没有把这近乎“谵妄”的书信和海图当回事，毕竟在那个时代，想象地球是圆的，一直向西就能到达东方近乎疯狂；况且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也没人把那位马可·波罗的“百万传奇”当作现实。几十年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人在国王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航海图和托斯卡内里的这封信，他决心远航东方，把马可·波罗的大汗传奇变成一个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物质现实，“通过交换，或者通过征服，取得黄金、珍珠和香料”。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北中国的大汗、南中国的领主和日本、印度君主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西航。当然，他的随身行李里，少不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大汗的大陆
在《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它是一部广为流行的传奇。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喜欢波罗的故事。忽必烈汗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的妻子，那里宫殿金碧辉煌，财富数不胜数（因为说什么都以百万计，这位波罗先生赢得了“百万先生”的戏称）。事实上，这位百万先生的商人出身令他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质财富上。
在他蜚声数个世纪的游记里，他提到了亚美尼亚的银矿和优质麻布，土耳其的深红色丝织品，谷儿只可以燃烧的油，巴格达的珍珠，中亚的红宝石，畏兀儿的钢铁和石棉织物，四川的井盐，还有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以及檀香木和龙涎香，当然了，少不了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
他对汗八里（北京）和行在（杭州）城的描述，让欧洲人觉得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式”的梦幻之城。“自强安城发足，骑行三日，经行一美丽地域，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重众，由是抵极名贵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此城尚有出走的蛮子国王之宫殿，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怪不得波罗赞美杭州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辉煌的城市。13世纪的杭州城人口已逾百万，当时世界上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巴格达，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而波罗的老家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已经是欧洲最繁华之城，直到14世纪，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
欧洲人怎么能相信在遥远的远东有这样轩丽的城市呢？“在我看来，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不是谎言，也是奇谈。尽管世间万事，无奇不有，奇风异俗，各国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我喜欢抄录它，但不会相信它。”14世纪末的一位佛罗伦萨贵族的态度，代表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版之后，近四个世纪他的读者们欣赏有之怀疑居多的娱乐态度。
欧洲最流行的一个马可·波罗版本（16世纪赖麦锡的译本）用了最动人的天方夜谭式的风格叙述波罗的故事，甚至不惜添油加醋。他描写到，有一天，有三个男人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码头登岸。他们经历了长久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一看就是上好的料子，可惜已经脏破不堪，这些袍子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这三人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儿，他们几乎把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一回到家，就脱去了这些破袍子，换上拖曳到地面的威尼斯式长袍，接着他们撕开蒙古袍，那些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和钻石纷纷落地，滚来滚去。
这些虚构的细节，就是13世纪末以来欧洲文化视野里波罗传奇的典型再现。大汗和契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传说的人物和国度，人们普遍怀疑他们的真实存在。这种关于异域的想象，集中在财富和君权上面，正是中世纪欧洲渴望财富和世俗生活的文化投射，忽必烈汗的仁慈伟大的形象，暗合了欧洲冲破神权的内在欲望。
据说在波罗弥留之际，神甫让他忏悔编造了游记中的弥天大慌，波罗拒绝了，他说，关于契丹和蛮子，他说出的远不止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半。
为什么去中国？
是东方的气味吸引了中世纪的欧洲。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这些东方的重要物产，在欧洲有巨大的需求量，温和的气候使得它们无法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香料是远东的专卖产品，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价格上扬，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而从古罗马开始，在贵族之中就风行穿中国丝织品。在数个世纪中，西方人对丝绸生产一无所知，诗人维吉尔认为丝绸是由树叶加工而成。在宗教人士开始和蒙古人接触交流之前，中国更多是传说中的“赛里斯”国。
波罗兄弟在1260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他们先是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又旅行到了黑海的一个贸易点，那里有远东的各种货物。他们走遍了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广大地区，这里是蒙古人的地盘。就在蒙古人占领了中亚，并逼近欧洲东部之时，他们到达了哈拉和林，蒙古人的都城，在那里，他们觐见了忽必烈汗。忽必烈委托波罗兄弟递交给教皇的信，请求派100名精通基督教义的人，来和膜拜偶像（指佛教和儒家）的人进行辩论，大汗还让他们到耶路撒冷把圣墓里的长明灯的灯油取一些回来。1271年，波罗一家再次东行，17岁的马可·波罗随行，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过叙利亚、伊朗，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甘肃的敦煌，到达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这次他们设法弄到了圣油，但没有神职人员随行，手里只有一封教皇驻阿迦城特使致教皇的信函。
尽管马可·波罗堪称中古时最伟大（最知名）的旅行家，他却不是最早去中国的欧洲人。早在13世纪早期，蒙古人的西征打通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路，一个初步的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尽管贸易线路时断时续，蒙元时期的商人和传教士们开始频繁（对现在来说，自然差得多）往来于东西方之间。除了奢侈品贸易，西方人的另外一个动力是寻找军事同盟。
基督教君主们考虑和另一头的蒙古人联盟，他们没想到，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厉害。面对亚洲草原而来的这股神秘的游牧部落，欧洲人有些不知如何应付。1241年，如果不是窝阔台大汗的死讯传来，已经进至匈牙利境内的蒙古铁骑将继续推进。
当时盛传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祭司王约翰，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先后派遣传教士去寻找这位神秘的同盟者，有传说他就是《圣经》里来朝拜耶稣的东方三圣人的后代。各种消息传入欧洲，鼓舞着满怀期望的基督教君主和教士们。甚至辽国灭亡后，大将耶律大石西逃到中亚细亚（中国史书中称他建立的国家为西辽），也成为传闻中的候选人之一。
抱着在远东找到基督教同盟的愿望，携带教皇信件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开始了寰宇旅行。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和鲁不鲁乞都先后到达过哈拉和林，他们记载了大汗的宫廷里制造喷酒树的法国银匠、亚美尼亚的神职人员，说明蒙古帝国充斥着世界各地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排外。1291年，另一位方济各会士甚至到达了北京，建了第一座教堂，并组织了男童唱诗班为大汗表演。
但最有名的基督徒是商人马可·波罗。这得益于他那本真实与虚构杂糅的著作。按照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汗对这个异邦的年轻人非常信任，派他去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充当皇帝陛下的“耳目”。大汗不喜欢其他使节千篇一律的报告，而波罗所讲述的城市故事深深吸引了住在宫殿里的大汗，让他对自己的国度有了感性认识。“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看清一个图案精细、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很多年后，波罗的意大利同乡卡尔维诺写出了《看不见的城市》。
马可·波罗以后的世界
卡尔维诺笔下忽必烈汗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而城市“犹如梦境”。
波罗描写的“大汗的大陆”和同时代在英国、法国、德国流行的《曼德维尔游记》也“犹如梦境”。他们盛赞这个国度的广大富有，中国的城市如何繁荣，道路如何通畅，物产如何丰富，大汗如何威严庄重。他们的游记广为流行，当然没有人当真。“当时人可以不信马可·波罗，因为他把真的说的像假的一样；但他们可能信任曼德维尔，因为他把假的说成像真的一样。”曼德维尔杜撰的游记让人信以为真，波罗则一直被人怀疑根本没有来过中国。
这个意大利人爱夸大事实和强调自己在现场的毛病，让他的中国之行显得可疑，但这似乎也是中世纪欧洲游记的通病。在那个交通不是很便捷的时代，如果是我们花上数年时间来到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可能也会情不自禁夸大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成书于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与今天的现实地理环境，各地的经济生活和民族风俗惊人的一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把波罗的游记内容当作构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原日常生活”重要资料来源。
波罗的游记记录了各地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其中关于商务的纪录，约占中国部分的1/6以上，所以欧洲人把它视作东方的“商业指南”。他是地道的商人，很少思考，善于把逸闻趣事讲得娓娓动听。但他引发了别人思索。他的游记是欧洲人的“欲望发动机”，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为他的游记而想入非非。游历造成了基督教欧洲的成长和成熟。波罗那个富庶东方的召唤直接推动了欧洲的地理探险。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渐渐开始从传奇进入地理，进入人文主义者的世界知识中。
哥伦布在他读的那个版本的波罗游记上做了366个页旁批注。当他航行到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时，以为即将大功告成，就要到达中国了，“无论如何，我是要去大陆的。我要到杭州，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并且还要取到复信返回”，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里，这位头脑发热的航海家还以为中国的京城在杭州哩。当他到达古巴时，以为这便是中国的南方，就是波罗提到的“蛮子省”，直到他见上帝的那一天，他仍然认为自己到达了中国。稍后葡萄牙贵族麦哲伦和达·迦马才真正开辟了里斯本-好望角-卧亚-澳门的航线。
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正是经这一最便捷的航路到达中国，他的传教报告寄回耶稣会总部，告诉欧洲人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国家现在叫作“大明”。他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 Sina，那在托勒密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acaregio）的国度……”
欧洲人的精神视野被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所介绍的那个富庶而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众多，贸易兴盛，人民的道德纯洁无暇，冲击着中世纪欧洲根深蒂固的偏见。法国汉学家艾田蒲非常遗憾身为商人的波罗，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缺乏兴趣，以致于他的游记里无一处提到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如果早在13世纪，通过某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们的努力，把中国思想传给了欧洲，那欧洲思想将会是怎样的面貌”。。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16世纪以前，远东的丝织品贸易主要仰赖于陆路，经由波斯中间商销往欧洲，这个贸易网络时断时续。海上贸易之路的开发，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从经济的角度总结为：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世界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来自美洲的马铃薯和玉米让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依靠白银贸易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丝绸、陶瓷和茶叶，即用货币贸易来结算贸易逆差。弗兰克的观点是，从1500到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结果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欧洲之所以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正是因为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一位日本学者三浦友清的评价可能会让地下的马可·波罗沾沾自喜：“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且也可以说是一座历史上连接中世纪和近代的宏伟的桥梁。”
喜欢吹牛、热情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也许会情不自禁吟咏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
在神圣的恐惧中闭上双眼，
因为他尝过蜜的露水，
饮过乐园里的乳泉。
（作者：庄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