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201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实上相当高。
近期关于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议又起，导火索是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被传播开来。我的印象中不止许小年一个人，还有几位重量级经济学家持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停留在1万美元（随着全球收入的增长，中等收入陷阱数据向上位移）左右的魔障中。依据是，中国这几十年的增长方式一直是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持续，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现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资本收益等于零，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分析与观点不无道理。
媒体报道只是一个摘要而已，细读许小年教授7月7日发表在新浪财经题目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全文，许小年列举了大量数据与案例来说明为何中国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里。仅从此文的缜密性看，没有破绽，还真无法反驳。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经济转型失败 即由大投资、资源能源大挖掘促进的经济增长，这种资本数量型推进的边际效益严重递减。这个时候需要效率型增长出马，而驱动效率型经济的是创新驱动。其实是熊彼特理论接替凯恩斯观点的经济学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是资本积累到了临界点，边际收益接近于零，而技术进步又接不上。从数据上看，1990年代中后期1块钱人民币的投资可以带来大约4到5毛钱的新增GDP。2015年，1块钱的投资只能产生7分钱或8分钱的新增GDP。宏观的投资收益下降得很快。产能过剩意味着各行各业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如果有新的投资发生，投资收益有可能是负的，资本积累可能已经过了零边际收益的临界点，投资无法回收。
经济是否已经滑进“中等收入陷阱”？从数据上看是的。许小年指出，这种转型不成功，资本投入回报率为零，创新动力不强。
就投入本身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4万亿元大投资后来确实带动了民资跟进，起到了以少带多的资本投入效果，而本轮同样是政府主导大投资，但带动的民资跟进并不理想，PPP推进不理想就是佐证。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最少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与危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是加快改革，真心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等。
然而，不同意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量级经济学家站出来了。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厉以宁对许小年认为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也没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什么关系。理由是中国不存在三个陷阱：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厉以宁老先生对中国发展抱以异常乐观的态度。
这些争议的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好。我认为，事实胜于雄辩，二者争议的标本或者参照指标或可能不一样，因此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到底中国是否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让时间来回答。再过三五年后中国是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答案就会揭晓，就会水落石出。不要急，还是让时间给出最终结果，而检验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需时间并不需要那么长。我们衷心祝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