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普鲁士军官团中，大概三分之一是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的。柏林军官学校从1717年创立开始，到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结束，共接纳了1400名学生，其中有39名最终成为了将军。二世统治时期则有2981名学生，最终41名成为了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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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学校接纳年满13岁的学生（在七年战争时期被调到了10岁），学生接受一定的军事教育之后，就被派到军官、士官或教授手底下工作，三年期满，就可以正式入伍了。军校地址设在腓特烈大街附近，从前用作斗兽场。内含学习室、宿舍和食堂，可以一次性容纳四百名学生。
关于生源的问题，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解决方法简单粗暴。他把年轻贵族子弟的名字全部列出来，在其中挑选一部分，然后用卫队护送强制其入学。军校的环境是粗糙而严厉的，但腓特烈·威廉试图说服心怀忧虑的家长这种成长环境对孩子更有利。
▲普鲁士士官生和残疾老兵
直到腓特烈大帝上位时，学校的情况才有了改善。他规定：“教师不得再粗暴无礼地对待在校学生。他们必须作为贵族和未来军官的身份以正确的礼节相待，而不是像农奴那样。”同时他也把注意力放在了学校的教育上面，聘请有名的教授来军校授课。每年军校中表现最为优异的12名学生会被送往贵族学院进修。这个学院里到处都是达官显贵子弟，生活奢侈且前途光明，学生日后能出任高级军官或外交官。
军校中的有能者一般被允许挑选自己喜欢的军团，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像“相亲”一样，学生必须用自己的进取心、能力或者人脉来影响军团上校（团指挥官），或者给其留下深刻印象，以此进入自己想要加入的团。挑选新晋军官一般选在冬营时期进行。如果是皇家青年侍从的话，那晋升就更快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得到了理想的职位。
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裙带自然是少不了的。大多数团的指挥官都会通过私人关系招募军官。比如年仅十五岁的克里斯蒂安·冯·普里特维茨，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拿着母亲给他的睡衣睡袋和被子枕套加入了贝文团，而原因仅仅是他和指挥官的副官有远亲关系。但这种一般的容克地主子弟在被选中之后，往往会被编入普通的队列。
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弟弟一进去就被分配了武器：“虽然我是兄弟中年长的那一个，但我的体格和力气都不如弟弟。训练是漫长又艰苦的，每次军官要我们举起燧发枪的时候，我的刺刀都会掉在地上。好在他并不会因此而责怪我。”
像普里特维茨这样的容克子弟，在接受一定训练之后就会被提升为自由下士。虽然自由下士连准尉的标准都够不上，但也是军中下级士官的重要储备资源，地位比普通士兵要高。每天都必须待在团里的自由下士对军队训练的内容必须十分熟练，并且负有扛军旗的特殊责任。这样的自由下士若在战时履行指挥责任，那也就是实际上的士官。七年战争后腓特烈大帝更强调了自由下士的重要性，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提到应该把自由下士也纳入到军队的训练体制里面去，因为他们对士官责任和军队训练都十分了解。
自由下士之上，年轻的军人会晋升为准尉。准尉，顾名思义是不完全的军官，事实也的确如此。准尉要履行的义务很多，但作为军官拥有的特权却很少。他们在要塞中没有免费营房，也不能像军官那样携带侍从。聊以自慰的是准尉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冲锋陷阵，当营连组成战线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队列的最后一排。一个老兵针对这点发牢骚道：“这些轻佻的准尉们把阅兵当做舞会散步一样，只是漫不经心和无脑地跟着大队走。”
准尉再升上去就是正式的军官了。普里特维茨声称从准尉到尉官的转变是个不可思议的过程。他成为尉官的时候，得到了一件二手且布满弹孔的外套，获准穿马靴而不是原来准尉穿的长筒橡胶靴。虽然如此，他仍为自己新得到的独立小型防水帐篷和骑马与驮运特权感到欢欣雀跃。这似乎很能代表普鲁士年轻新晋军官的普遍情感，他们除了义务以外终于也拥有特权了。
正如自由下士需要为准尉扛旗一样，尉官也要协助连指挥官处理大多数日常琐碎事务，而薪水却很微薄。因为薪水很少，尉官必须得依赖连里的奖金，奖金多少完全是看连长心情。一个步兵中尉每月能拿13泰勒18格罗申（泰勒和格罗申都是德国的货币单位），少尉和准尉都是11泰勒。第一个月所谓的“免费军装”是直接从薪水里面扣除的，大概3—4泰勒。较差水平的伙食每月要花4泰勒。而新买一双靴子可能还要6—7泰勒的花费。
在数年过度工作和工资不足的情况下，熬下来的人就有几率成为上尉。上尉既是军阶也是受调遣的战术指挥官，在普鲁士军事系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步兵上尉，算上灰色收入的话（只要他愿意去弄），一年最多能拿到大约3000泰勒。骑兵中同样的军阶能拿到更多。上尉处在国家和连队下级、士官与普通士兵之间，作为一个中间人而存在。每年上尉都能拿到国家拨给的经费，这些经费包括士兵的薪水、行政管理杂项、武器和制服的维护费用以及鞋子衬衫袜子等的购买费用。
理论上上尉应该自己负责连队士兵的招募，尤其是驻屯国外的时候。但是一来二去他们发负责现募兵常常连自己的那份薪水都要花掉。所以在七年战争之后，普鲁士军队引入了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军队整体式募兵系统，连队自主募兵的权力则受到了限制。因为上尉拥有处理大量资金的权力，同时也不用为募兵问题感到烦恼，普鲁士军队的上尉一职就体现出了相对其他国家同样军阶的优越性。
当然，仅靠普鲁士自己国家的贵族子弟，是不足以满足所有的军官需求的。因此自从大选帝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欢迎在法国遭受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派移民到普鲁士后，外国军官在普鲁士军队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法国叛乱者的后代在军官团中的代表是中将豪彻默依和彭那瓦尔——两个人都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老兵——以及腓特烈大帝的亲友，高级军官的领导者拉·莫特·福柯。德意志各邦也是军官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来自梅克伦堡的什未林，萨克斯的考和乔治·康拉德·冯·德·戈尔茨，符腾堡的翁施、富尔和马斯巴赫。甚至奥地利也为普鲁士军官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例子是普鲁士中校冯·格明根，在科林战役中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与当时身为奥地利中将的亲生父亲对阵沙场。
▲身着古典盔甲的海因里希·德·拉·莫特·福柯，背景是格拉茨要塞
再算上土耳其和俄国军官，1740—1763年，外国军官占了普鲁士将领的六分之一左右（317个将领中有54个是外国人）。将领以下的中下级军官的外国人比例各团皆有不同，但总体来说是在逐渐增加的。七年战争后，腓特烈清除军官中的“中产阶级成分”之后，发生了人手不足的情况，于是又引进了大量的外国军官。
由于连队由上尉自己负责，又有很多外国军官，普鲁士军队在很多方面都像旧时代的雇佣兵队伍。连属武器被看作是指挥官的私人存货，因此每个上尉走马上任的时候都会要求800泰勒的拨款作为武器购买资金。团属第二连一般直接从属于团级指挥官，而第一连也就是近卫连（普鲁士几乎每个团的第一连都是作为近卫连存在）则从属于将军们。当然无论是第二连还是第一连都不是由名义上的上级直接打理的，日常运转都是交给军阶比较低的下级负责。这种连队甚至是到营、团都带有强烈的指挥官个人色彩，包括团的命名以及资金的控制，不禁让人想起中世纪的雇佣军部队。1786年普鲁士春季阅兵的时候，一个法国军官就指挥官与部队的这种联系表达了他的惊讶：“普鲁士的指挥官会手持一根军棍，徒步走在军队的前面。”腓特烈大帝本人则直接指挥近卫军的第一营，并且要求每日报告以便其了解详细情况。
上尉之后的军阶性质就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营级指挥官少校。当时的欧洲军事组织还没有引入师和军的概念（分别由之后的萨克斯元帅与拿破仑一世引进），因此团可以说就是军队中最重要的单位，普鲁士自然也不例外。而团由营组成，负责指挥营的少校自然是军队中十分重要的纽带。可以说少校担负的营长一职是欧洲战术系统中最基本的战术砖瓦。
普鲁士一个团由两个营组成，所以理论上一个团也就只需要两个少校。但记载证明一个团往往有两个以上的少校，这和腓特烈大帝的习惯也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足够的少校储备能够预防不测，另一方面也使腓特烈本人有足够的人手派出去担任分谴军的指挥。当时普鲁士没有军级这种独立作战能力很强的单位，因此分遣军成为了常用的临时部队，担负独立与支线任务。
一个团的运作由参谋官实际操纵。参谋官一般是少校或中校，有时也可能是少校[上校]。如前文所说，团的实际运作者和实际“持有人”并不太一样，团名义上的指挥官一般都是将领级。团长的名字往往就是团名，但团长与团的联系不止如此，整个团的风格都会受到团长个人作风的强烈影响。安哈尔特-德绍的列奥波德亲王一开始计划用简单的数字来命名，如一二三四等等，称为“德绍总表”。但各团团长反对这种简单的数字指定，因此团名就变得个性化了。每个团的历史都是十分鲜活的，而团名的变更则象征着团的历史的变更。
虽然团长并不参与日常琐碎事务的管理，但资金的统筹规划是团长的责任。除此之外腓特烈和他的副官不会越级指挥营级和连级单位，而是与团长沟通。每年一月一日，团长都会送给腓特烈一份团内军官的名单，以及每个军官表现的详细记载。这种评价有时候是比较随便的，能体现出指挥官自己的风格，如腓特烈最有名的骑兵将领齐腾在他的报告里描述一个尉官“不喜欢喝酒，但醉起来就疯得厉害”。但这些报告确实是腓特烈选贤任能的关键参考文件。
校级军官再往上，就是光荣的将级单位了。普鲁士的将级单位分为：少将、中将、步兵上将与骑兵上将。再往上就是仅次于国王的陆军元帅。
少将一般负责指挥两到三个团组成的旅，或者掷弹兵营组成的联合部队（普鲁士军队各团的掷弹兵一般会集中在一起使用，虽然番号上是分散开来的）。少将对上面要贯彻命令，对下面要保证落实，所以是个辛苦的细活。另外少将还得负责军队的防卫工作，根据轮流替换的原则每天要有一位少将巡逻各个岗哨，搜集情报然后做成报告送给国王。
与少将相比，中将被允许以德语中的“阁下”相称，这个特权显示了中将在地位上要大大优越于一般将领。战争中中将一般指挥两个旅即六个团，这是很大的军事力量，让他们能在战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将之上就是指挥全部步兵或骑兵的步兵上将和骑兵上将。他们通常在战役中负责整个侧翼。
中将和上将基本上就是我们要讲述的普鲁士军事系统的顶端了。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陆军元帅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军阶，尤其是不被腓特烈本人重视，到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里面甚至一个陆军元帅都没有。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陆军元帅的年金有两万泰勒，这对国王来说是笔很大的开销。另一个原因是1740年战役开始的时候，腓特烈发现他的元帅们不太顶用。博尔克、罗德尔和卡特这三个元帅在战争中都表现平庸。只有服役了很久的老资格安哈尔特的列奥波德亲王和新晋元帅什未林能让腓特烈觉得满意，而这两人也是普鲁士军中最有名的勇士。基思元帅和什未林元帅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和国王一起出战，表现十分优异（安哈尔特的列奥波德亲王负责另一翼的独立战役）。这些元帅去世后，腓特烈发现他自己的兄弟亨利亲王满足于当一个陆军上将，并无想要当元帅的意思，因此干脆就不再任命元帅。因为这个原因，贝费尔恩、福开、塞德利茨和齐腾这些优秀的指挥官终其一生也没能当上陆军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