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鲁士的军官团开始介绍普鲁士军队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是因为军官团在整个军事组织中的地位就好像大脑之于身体一样，更因为普鲁士军官团的整体风格在欧洲军官团中独树一帜。腓特烈大帝对于其军官团的要求十分苛刻。军官被要求从青年时就拥有扎实的军事专业知识、对艰苦环境与身心痛苦的适应力，还要能够接受可以预见的贫困晚年生活。与此相对地，普鲁士军官则享有比其他军队军官更高的地位与荣誉。
▲“军人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家庭
腓特烈·威廉一世培养了普鲁士军官团的吃苦耐劳精神。其他国家的国王把自己包裹在锦缎、花边和丝绸中的时候，腓特烈·威廉与他的军官穿着相同的制服，甚至军队中军阶最低的军官都能声称自己穿着“国王的外套”。他的继承人，腓特烈大帝也注重加强国王与军官的整体荣誉感。他以和对陆军元帅相同的态度接见普通的下级军官，并且不允许任何指挥官侮辱普通军官。曾有一位来自奥军的将领冯·雷本蒂施打破了这个原则，粗暴地对待他的僚属（在奥军中这很常见）。为此腓特烈在1743年12月23日专门致信道：“我必须申明，普鲁士军队中从以前开始就存在，并且今后也会一直保持的惯例是，指挥官应该避免任何对军官的个人侮辱，或者有可能激怒对方的待人处事的做法……不管其他军队习惯如何，你这种行为与普鲁士军队的荣誉是相悖的。”
▲腓特烈大帝身着普鲁士近卫军第一营的服装。腓特烈大帝是近代欧洲第一个频繁以军服形象出现的国王，他通过这种行为表示他和将领之间结成了强烈的契约联系
同时，为了维持军官团的贵族荣誉感，腓特烈规定军官不应该与乡野村夫同行。军官应该寻找那些军阶更高的人做志同道合的同伴，从他们身上学习良好的作风和更高的追求。不过即使坚信军官比平民地位高，腓特烈和普鲁士军官身上也没有那种19世纪德国军官的傲慢，反倒实行了保护平民的政策。军官与平民起冲突时，腓特烈也会优先袒护平民：“军队里面任何人，上到指挥官，下到鼓手，都不应该欺压普通百姓。军官或士官犯此戒者将会立刻逮捕受罚，普通士兵则予以鞭刑。”
理论上来说，普鲁士军事阶层是一个紧密的贵族圈子。腓特烈赞赏贵族们的忠诚与勇敢，因此他认为自己负有阻止资产阶级兼并土地的责任（大部分贵族都是容克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相对）。防止资本主义的精神渗透也被认为是对普鲁士军事社会有益的。例如腓特烈写道：“如果普通人被允许拥有土地，那么他们开展各种各样的行业，这对他们的品质是有害的，而绝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军官。”而在骠骑兵、工程师与炮兵中，平民军官占了很大比重。除了为塑造普鲁士军官团的贵族精神而苦下功夫外，国王看重的还有“成分”。腓特烈大帝曾经赞赏过他父亲将军官团中出身与地位不符的人清除出去的行为。腓特烈本人也在七年战争过后清除了军队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在1786年腓特烈去世时，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在总数七千人中只占十分之一。在高阶军官里面这个比例更加不均衡，大抵有689个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而中产阶级出身的只有22个。
虽然在普鲁士军队中，贵族出身是晋升的重要标准，但贵族品格与生活风格被看得更重要。因此军官不允许从事商业或其他有损身份的活动。虽然如此，投机行动是屡禁不绝的。当骑兵团得到新补充的马匹时，骑兵军官经常会参与高盈利的非法马匹贩卖而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些活动中近卫军指挥官沙特尔上校是佼佼者，他的活动范围太大，甚至曾被波茨坦的犹太人状告不公平竞争。
虽说如此，“贵族中心主义”的政策并不是特别极端。在将军中就有许多低出身的人。比如犹太人康斯坦丁·所罗门、符腾堡的中产阶级翁施、优秀的托拜厄斯·库姆佩尔（鼓手之子），至于外号“混球”的迈尔将军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有时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也能担任一些颇有名望的团的指挥官。如冯·罗迪希将军就是近卫掷弹兵营的首长，而他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连长。又比如冯·施托尔彭将军，一个普通牧师的儿子，担任了第一步兵团的指挥官。
曾有好几十位普通军官在证明自己拥有腓特烈心目中的“贵族精神”之后，被腓特烈擢升为了贵族。大卫·克劳埃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布伦瑞克-贝文的一名五十岁的燧发枪兵，他在1744年12月12日于布拉格第一个冲入了济卡贝格堡垒，因此英勇表现被提升为贵族，而可以自称“大卫·冯·克劳埃尔”。
在普鲁士，对“贵族”一词的定义比其他国家要宽松得多。像法国军队那样坚持“至少有四分之一贵族血统”的情况在普鲁士是不可能出现的。以法国标准仔细考究的话，普鲁士很多贵族都担不起贵族之名。实际上大多数德国新贵只要简单地在自己的名字之中插入一个“冯”字就行了。
对于腓特烈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军官里面到底有多少贵族血统，而是他自己拥有对“贵族”的权威定义权（指能拔擢平民到贵族的权力，以及塑造贵族整体精神的权力）。因此像18世纪70—80年代法国贵族害怕被新兴资产阶级取而代之而走极端的情况并没有在普鲁士发生。事实上腓特烈本人更偏爱出身贫困的军官，因为“他们最尽忠职守和对岗位负责”。因此，虽然他对普鲁士军官的要求是严格的，但也具备很好的包容性，同时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和“贵族精神”、德才兼备的军官能得到任用。因为经常保持军官团贵族精神的思想教育和“纯洁性”，军官团成为了国王手中贯彻其军事思想的最有效工具。
总体而言，18世纪的普鲁士军官团中，大概三分之一是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的。柏林军官学校从1717年创立开始，到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结束，共接纳了1400名学生，其中有39名最终成为了将军。二世统治时期则有2981名学生，最终41名成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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