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人物拥有“复名”并不罕见，好像尧，名字为放勋，舜名字为重华；周天子以及不少春秋诸侯通常都是复名，例如晋文公名为重耳、齐桓公名为小白等等。但到了汉代，古人单名渐渐独大，比如两汉23位帝王都是单名，再数到三国众多英雄，很难想出一个人是复名。
究竟为什么“复名”在汉后渐渐少见？内地有学者也有做研究，从黄清敏的《汉晋人物单名现象试探》以及魏斌的《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中能够归纳出来。
据说法，有一种解释是在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 年），汉平帝下诏说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于是改为单名“衎”。这时，正是王莽专政年代，因而后人会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不过，单名在那个年代已经盛行，这解释并不合理。而汉昭帝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原因是：“以二名难讳故”。即是说，皇帝如果叫复名，人们就要避讳两个字。
所以为了方便群众，帝王特地只用单名。但汉代及魏晋年代，除了用单名，也常选用“生面口”的字命名，如刘炟、刘肇、曹叡、司马炽等等，也是方便避讳。皇帝只用单名，也许能令官僚等效仿，做法也有利于一家之中避家讳。
那为什么不一早就实行，要去到汉朝，君主才意识到要为群众避讳？原来事实上，早在秦前，本来不需要避这么多讳的。先秦著作《礼记·曲礼上》载：“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意思是避讳不用管同音字和读音相近的字；一旦是复名，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使用就算避讳，如孔子母亲叫“征在”，孔子说“征”时就不说“在”，说“在”时就不说“征”。
但到了秦汉，帝王为维护中央集权威严，避讳变得远比古制更严苛。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例如汉武帝叫刘彻，于是车辙也只好叫“车通”。不单是皇帝的名讳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讳也得避。据了解，今时今日的寿张县，一度叫寿良县，是因东汉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讳而改称寿张；孝元皇后王政君的父亲名禁，当时就把“禁中”改称“省中”来避讳。不过，单名现像只是上层社会上会有，平民仍然是单名、复名皆有。东汉时期留下来的买地石券，平民都同时存在单名和复名。
到了唐代以后，复名又变多了，这个就与东晋后期人名的一种特殊现象有关。当时，上流社会流行一类特别的复名：单名加上一个虚字。例如在单名后边加个“之”，在单名前边加个“道”，加个“僧”。我们最熟悉的有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羲”加“之”，虚字无需避讳，王羲之的儿子及孙子，祖孙三代都带有“之”字。
关于“之”字的意义，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指出，这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属于信仰标识，其他如“道”及“僧”也很类似。但东晋南朝人士，用上这样的复名的另外原因，是加进去的一个字有别的内涵。据《晋书》记载，大将军桓豁有20个儿子，取名时都加了一个“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这是为了切合前秦的预言：“谁谓尔坚石打”。
及后，加给单名的虚字类型变得更加丰富，少了信仰色彩，带有儒家道德涵义则增多起来，不少多人名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当中，南朝刘宋武帝刘裕，为七个儿子取名都带个“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