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一向以残暴、无耻著称，其对侵略的国家、地区实行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与残酷的统治可以说是广为人知。而日军另一项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便是它们肆无忌惮的对中国军民使用以毒气为代表的化学武器。
▲佩戴防毒面具的日军
▲一战时的佩戴防毒面具的军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利用条约中的漏洞将毒气放在液化气瓶中施放，导致战争中出现了大面积使用毒气的情况（最近上映的电影《神奇女侠》也艺术性的反映了这种情况）。于是在战后的凡尔赛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法。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法国政府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态度消极，反倒是日本态度积极，强烈主张绝对禁止化学武器，甚至连燃烧弹也一并主张禁止使用。
▲一战时的毒气战
当时的日本之所以如此主张，究其本质是因为日本在化学武器的研发制造水平上极其低下。“既然技不如人，就谁都不要用”，便是日本如此表现的内在逻辑。所以日本一方面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积极主张禁绝化学武器，另一方面则四处搜集有关化学武器的资料并在国内进行积极研究。
▲毒气恐惧笼罩下的人们
1918年5月9日，日本陆军“临时毒气瓦斯调查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以“为出兵西伯利亚做准备”的名义，进行化学武器和防毒面具等防化设备的研制。至1920年底，委员会先后研制成功了液态氯气、溴化苯基和芥子气并进行了试验，还制成了防毒面具等防化设备。1921年，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课化学武器班成立，该班于1923年成功制成了光气，1924年又成功制成了路易氏气（一种和芥子气类似的糜烂性毒气）。1925年，日军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毒气研究。当年五月，化学武器班升格为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三部，日军投入了相当于四个常设师团的经费于第三部。但经过了一阵子的研究后，第三部发现因为日本本身的科研基础薄弱，对于毒气的研发有太多不熟悉的领域，于是在同年11月，聘请了德国的化学武器专家麦茨纳赴日，帮助第三部进行化学武器的研发。
▲佩戴防毒面具的日军
麦茨纳极大推动了日本研发化学武器的速度。1928年7月，日本陆军在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建造了制造化学武器的工厂“忠海武器制造所”，并于次年5月开始了毒气的生产。至1931年时，“黄（糜烂性毒气）”“红（呕吐性毒气）”“青（窒息性毒气）”“绿（催泪性毒气）”四种化学武器均已经完成了制式化，拥有了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在1937年，更是研制成功了代号为“茶”的氰酸毒气，这种毒气根据记载只要达到一定浓度便可以令中毒者立即死亡。
▲日军使用的毒气弹
其实日本有关化学武器的战场实验，在1930年时就开始了。1930年10月27日，台湾住民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爆发了“雾社事件”。日陆军省立刻命陆军科学研究所将200枚“绿”弹送往台湾，用以镇压起义，同时试验武器威力。
▲佩戴防毒面具的日军
1934年，日军又在相马原进行了“黄”毒气的演习。演习内容是首先在宽度为200米左右的条形地带喷撒50g/m2剂量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然后命三个防护级别不同的50人队伍通过毒气区。第一队身着厚橡胶制成的防毒衣和佩戴防毒面具，第二队穿薄橡胶制成的防毒衣戴防毒面具，第三队则只佩戴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结果是1人死亡，32人重伤，就连演习指挥员今村均也被毒气所伤。实验结果证明了“黄”毒气的恐怖威力，并得到了日军上层的高度重视。
▲装备防毒面具的中国军队
日军虽然很早就开始了化学武器的研发，但是因为在各种国际场合日本的态度是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日本本身也怕被别国发现使用化学武器会遭到制裁，所以对于化学武器的使用一直比较克制。但自从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后，日军“为化学武器松绑”的步伐开始加快，最终在1936年开始正式在中国大陆使用化学武器。
▲正在使用毒气的日军
日军化学武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坚持在东北抗战的东北抗联。1936年2月27日，日伪军与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在莲花泡东石港子屯遭遇，并发生了交战。交战中，日军使用了毒气炮弹，炮弹爆炸后毒气弥漫，不少抗联战士顿时陷入头昏脑胀的痛苦状态，一师师长李荆璞见状命令全军迅速撤退，结果掩护撤退的一个连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而他们中大多数已经被毒气毒晕。
▲被毒气所伤的抗联战士
此役令第一师损失惨重，其中一团三连只有两人生还，其余全部被日军毒气所害。从现存的抗联有关文件档案看，当时的抗联极为重视防护化学武器的工作，并对应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毒气有较为全面的介绍。但终因敌我装备差距太大，环境过于残酷，“军事用品，更是一点也弄不到”，无法有效对抗日军的化学武器。
▲搬运毒气弹的日本兵
不仅在关外，关内的日军也往往为了打破僵持的战局而使用化学武器。日军在华北使用化学武器的开端是193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空投了第一颗毒气弹，并在同一天向中国华北派遣了化学武器部队。之后的日军在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均大量使用了毒气。根据统计，自1937年7月8日至1938年10月底，日本华北方面军使用“红”筒14271个，89式催泪筒（甲）447个、89式催泪筒（乙）2141个。其丧心病狂的程度可见一斑。
▲日军大量使用的四种毒气武器
日军不仅在正面战场上使用毒气，在敌后战场上也同样不吝使用。1939年4月23日，日军27师团吉田大队800余人进攻齐会村，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亲自指挥了对这支大队的围歼。战斗中，负隅顽抗的吉田大队试图使用毒气弹扭转战局，结果导致包括贺龙在内的500多名八路军官兵中毒，虽然最终基本消灭了这股日军，但也损失不小。百团大战期间，日军为了瓦解八路军的攻势大量使用毒气，导致大量八路军官兵中毒，达两万余人，其中还有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等八路军高级将领。
▲正在投放毒气的日军
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日期间，驻华日军共进行了1312次毒气战，其中尤以1939年最为频繁，达455次之多。根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4年，被毒气所害的中国军人达到了36968人，其中2086人死亡。而对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到了将近十万人，其中有一万人死于毒气，造成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留存的日军防毒面具
虽然日军的各种毒气对中国军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的伤害甚至是在21世纪造成的（例如2003年齐齐哈尔毒气泄露事件，齐齐哈尔是抗战时日军“516”化学武器部队驻地）。但是客观来说，二战时日本的化学武器水平并不高。根据研究，二战时日本的化学武器水平只相当于一战时的欧洲，在产量上也远远不及欧洲国家的水平。
▲日军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但因为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落后，既没有化学武器反击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防化能力，也对化学武器的防护缺乏重视。蒋介石直到1935年6月，才在德国顾问反复建议下同意拨款30万元建立两个团的防化部队，微薄的投入与少得可怜的人数，这样规模的防化部队自然是杯水车薪的。中国方面忽视化学武器威胁的结果，便是日军肆无忌惮的使用化学武器，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正在发射毒气弹的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