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置敌伪汉奸，系当年全国军民众所瞩目之大事。汪精卫本人早在胜利前十月，即已死于病魔，因而未及明正典刑。而南京伪政权旗下各个重要头领，也因犯行罪状不一，各人主客观条件及与蒋政权关系脉络不同，彼此下场亦互异。陈公博、周佛海等首要成员，系汪精卫生前左右辅翼，汪死后复成南京伪政权主要头面人物。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复员，经过国民党各派系力量之折冲较劲，完成审判奸伪之全般司法程序，全案仍不无幽微之处，徒留后人点评议论空间。
审讯陈公博
1946年4月4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首次开庭审讯陈公博。高等法院院长孙鸿霖高声宣布开庭后，检察官韩焘起立宣读起诉书，当着座无虚席的旁听民众，公布了陈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状：1.缔结密约，丧权辱国；2.搜索物资，供给敌人；3.发行伪币，扰乱金融；4.认贼作父，宣言参战；5.抽集壮丁，为敌服务；6.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8.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官场贪污，政以贿成；10.收编伪军，祸国殃民。检察官韩焘当庭要求对陈公博从重处刑，以此为戒。
陈氏早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抗战爆发后，1938年4月，他身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38年12月9日，汪精卫找蒋介石摊牌，提出与日本谈和的建议，为蒋介石拒绝，汪氏决意离开重庆。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之前，在私邸与陈公博密谈，陈公博力劝汪精卫此时不宜分裂，应该耐心说服蒋介石，坚决反对汪精卫分裂抗日阵营。一旁作陪的汪妻陈璧君讥刺陈公博：“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
1940年初，原本追随汪氏出走的高宗武（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汪叛离重庆赴上海筹组伪政权期间，曾被任命为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从上海带走了汪精卫与日本交涉的条件草案正本，到香港公开揭露。陈公博深知汪精卫已经失去回头的机会，遂于1940年3月14日奔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
1942年12月23日，汪精卫与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前中）晚宴前合影。
陈公博了解汪氏之处境，自知此时多劝无益，只对汪说，此时是汪先生“用人之际”，他“理当赴难”。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任命陈公博为汪伪政权立法院长，公开鼓吹“中日和平，东亚永久安定”谬说。同年5月，陈代表汪精卫担任“专使”，到日本晤见天皇、首相与日本各级军政首长。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暗杀身亡，汪精卫旋即发布陈公博接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伪期间，陈公博的职务还包括了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上海警备司令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健康恶化，留手令一封，内称：“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曾数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职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可痊愈，以慰远念也，兆铭。”同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故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伪中央政治会议紧急决议，陈公博继任汪精卫的所有遗留职务，直至抗战胜利，陈氏成为阶下囚为止。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诉讼期间，陈公博还撰写了全文3万字的自白书，以明心志，但自忖劣迹难逃法网制裁，自白书末了称“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陈公博在被判死刑后，于狱中写的日记中表示：“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当初心里是微微的震动了一下，但随即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并不是我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只是我觉得我对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结束了我这一生的。”
陈公博元配李励庄在数日后向法院提出“为陈公博声请复判状”，诉状表示，陈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伪政权成立之初，即通过军统人员徐天深的秘密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李氏再三声明丈夫在伪职期间，曾配合重庆方面，报告日军动态云云。李励庄的声请未被当局采纳，仍维持原判。
1946年6月3日凌晨时分，蒋介石侍从室密电南京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命令迅速执行死刑。陈公博要求死前先去见同被关在狱中的汪精卫太太陈璧君，两人相视流泪，陈公博说：“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陈公博于当天被枪决于位于苏州狮子口的江苏第三监狱。
首鼠两端周佛海
和陈公博相较，周佛海显然受到“优遇”，但其下场亦不比陈公博为佳。
周佛海叛离重庆之前，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做过副主任。与汪精卫组织伪政府后，担任的职务诸如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长、伪警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据军统局出身的陈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即与重庆军统局戴笠方面取得联系。在1945年8月15日，戴笠致军统局上海负责之特务熊剑东的电文中，已明确表示“即转熊剑东兄勋鉴：现局势急转直下，事机已至，望兄切实掌握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广播去进行。目前以确保上海治安，严防奸匪捣乱，并整饬部队纪律，与民众团结一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于中央方面当由弟为兄负责也。如何？盼复，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于淳安”。
8月15日，戴笠又从浙江淳安发了一通电报到重庆局本部毛人凤（时为军统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戴电文称：“人凤兄：此时最重要者，局本部应即与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汉方面伪方负责人能密切联络，随时通报，一面兄将所得各地区之情况，随时摘要告弟，以便处理。”
陈恭澍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这一句，已说明周佛海与‘军统局’早有关系。据本人了解，与周佛海保持经常联络的，是程克祥、彭寿、彭盛木等。”
诚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汪伪集团内部人心浮动，咸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崩亡乃迟早之事，汉奸官员各思退路。1942年10月，周佛海透过军统特务程克祥（曾任军统京沪区区长）和重庆的戴笠、蒋介石秘密接触。
由是观之，周佛海“反正”的时间甚早，与戴笠之间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默契，植基于既往之共事关系，戴以兄弟看待周佛海，藉以放长线钓大鱼，笼络为用。1944年年底，周佛海母亲在贵州病故，戴笠不但代为操办丧事，还以孝子之礼，代表周佛海克尽养生送死之责，让周佛海感激涕零。
日本战败投降，南京伪政权解散，重庆派任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但是，等到所谓复员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被捕送四川，终成阶下之囚。1946年9月，周佛海又被送回南京。9月21日，高等法院检察官开始对周佛海进行侦讯。
11月7日，周佛海的判决书下达，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周佛海随后被押送至老虎桥监狱。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署名的国民政府令发布，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这项命令声称：“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三年以后，屡经呈请职守，虽未明令允准，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够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核议，前据呈复，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够确保京沪一带，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改处无期徒刑之后，周佛海仍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搬到一间较大的牢房，还出钱请了一个人看护照顾他，但此时的周佛海已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47年9月，他心脏病转剧，终日喘气不止。1948年2月28日，他在床上辗转哀号，口鼻流血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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