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党，并不一定只有两个党，它可能是数个党，其中胜利的一党成为执政党，其余的党，都属于在野党。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政治方向大多不同，两派不但可以互相监督，更会互相争斗。所以说白了，两党制，其实就是党派纷争的表现而已。
古人也玩“两党”制
早在中国古代的汉唐时期，就有了党派纷争。
东汉后期，皇帝不管事，政务要么在朝臣手里，要么在宦官手里，朝廷从此被分裂为两大敌对的争权党派。尤其在东汉以后，皇帝大多年幼即位，权力就在太后手里，太后又仰仗娘家人，所以皇帝即位前期，外戚朝臣坐大；后来小皇帝长大了不甘心姥爷舅舅霸占权力，就用自己最贴身、最信任的宦官们抢回权力。那么庞大的权力，皇帝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为了报恩，就把一些权力分给立功的宦官们。所以在东汉后期，朝堂上一直是以外戚为首的朝臣和宦官们斗来斗去，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也是中国千年党争的开端。
在唐朝初期，皇帝不但自己勤于政事，还优化了政府结构，实行三省六部制，分割宰相权力，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使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从一个人变为一群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朝臣们就会分成不同派别。在唐中后期最著名的对立冲突莫过于著名的“牛李党争”，这是以李德裕、郑覃等为代表的门阀世家与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代表的寒门官员的斗争，两派斗争是导致唐朝衰败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党争虽然可以防止一头坐大，但也使官员之间是非不分，党同伐异，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党争的结果。以王安石为首的党派是改革派，其对立面的政见必然是与之相反的非改革派。所以在王安石下台、其政敌司马光当政以后，为了完全打压对立党，即使司马光个人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有些部分是正确的，也要彻底否认，以示泾渭分明。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党派纷争的狭隘性，北宋的政治经济必将是另一番面貌。
所以，古人有云：君子不党。这真是对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用心良苦的劝诫。
妥协之下的新“两党”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的党争一无是处的话，那么与之相比，从发源来看，西方的政党制度算是有了一定的进步。
近代西方两党制政体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那时候的英国，处于资产阶级蓬勃兴起、旧贵族势力还没有消退的年代，双方暂时都没有足够能力消灭对方，于是达成妥协，定期举行选举，两派轮流执政。一派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实力的托利党，也就是后来的自由党；一派是代表旧贵族封建势力的辉格党，也就是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监督执政党做事，监督他们是否会做出伤害在野党利益的行为。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封建保守势力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种两派轮流执政的方式却保留下来，并且为众多西方国家所使用。因为在众多西方体制中，两党制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政体，它能够进一步发扬民主与监督的精神，使政治发展比较均衡，也能比较有效地治理腐败。
现在两党制的基本形式大概是：每隔几年通过一次民众大选或者推举的代表进行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由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或当选为总统的一个政党组织政府，成为执政党；竞选失败的其他政党统一成为在野党，不参加执政集团，只是监督或牵制执政党。
两党制在不成熟的初期，也有着中国古代党争的弊病，也是有一定的狭隘性的。不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渐渐成为西方国家一种成熟的政治架构。但是，当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两党制的时候，嫁接过程就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例如现在的泰国所实行两党制就还处于初期的阶段，泰国的经济水平较低，社会结构也还不稳定，各小党派林立，导致两党制缺乏稳固的根基，国内政治动荡不安，矛盾激烈时还会出现军事政变。
貌似完美的新制度
不成熟的两党体制对国家的危害是巨大的，但是成熟的两党制则可以给国家带来很多的益处。
首先能看到的是，两党制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有了两党的互相监督，就相对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民主进程。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实行这么久，还是有独门秘诀的。
本质上说，西方的两党代表的不同派别，分别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党争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那么他们为谁服务呢？当然是为钱或者说利益服务。无论政党闹得多厉害，都是在为背后的群体谋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经济的驱动，在多元发展的今天，不同群体的利益是密集交织的，很少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两党之间更多的是争吵、谈判、让步、妥协，结果会达到一个照顾了大多数人、互相让步的结局，这是党争的一个巨大进步。
由于两党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并不大，因此在国家面临危难时，两党能够迅速团结起来，共渡时艰，共克难关。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华尔街遭受重创，波及美国全国所有行业。当时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上台，力推多项措施恢复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受到反对党的抵制，反而得到他们的拥护，使得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上下的大团结时代。
当然，两党制不论怎么完善，仍然有着致命的缺陷。
难以掩盖的缺陷
两党制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优点莫过于它的监督体制，据说这种监督体制可以使执政党具有忧患意识，能够有效防止执政党的胡作非为。但是也恰恰是这一点，造成了两党制的致命缺点。
就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发出的政令好多会被打回来，或者执行的时候打折扣，据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经常因为发布的政令在国会和地方得不到配合而在白宫气得跳脚，其中猫腻就在于在野党的干预。执政党发出的政令必定是从自身党派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些政令与在野党的利益有冲突，在野党就会利用监督职能和在国会中的权力，对执政党的政策进行阻挠，因而发生政治扯皮现象，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见西方政党国家议会吵闹不休，甚至大打出手，正是这个缘故。
另外，现在的政党上台的依据是民众的支持。党派为了能够执政，经常向民众夸下海口说如果执政，必将完成哪些哪些的政务，可是一旦上台执政，之前的许诺都会大打折扣。还以美国为例，特朗普以打击非法移民、改革医保法案、减税增加就业等旗号上台，可是上台之后大半年，收紧移民签证的政策被法院否决、改革医保的法案在国会无法通过，减税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被民意裹挟的政府
向民众许诺的事情不做，会失去民心，而做了，也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近年来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就是政党制的恶果之一。
在希腊，政党为了获得民众的选票，竞相许诺提高民众各种福利。而上台后的政党也不想失信于民众，以至让失败的党派有机可乘，所以承诺得兑现啊，但是哪里能搞到钱来给民众发福利？政府想到的第一招就是加税，但企业家们都不想割肉，政府肆无忌惮的加税，只会加剧商人的不满。政府没有来钱的途径，只好发行国债，向外广借外债，但是又还不起，所以把债务留到下届政府。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都是这个模式，最终债台高筑，造就了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不只是希腊，其他一些福利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这种盲目讨好民众的短见，只能是死路。
政党通过讨好民众来换取执政机会的手段不只是用物质利益，在其他领域也为讨好民意而做出一些是非难断的事情。每有重要的事情，都要看民众投票，听从民众意愿。这种过分依赖民意的行为，有时会导致暴民政治，民意胁迫。
狭隘的民意，代表的是普遍的、无集中性的思想，不能有效及时地处理政务。例如在二战初期的美国，纳粹的炮火虽然没有直接烧到美国本土，但是也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经济，而且根据国际形势，纳粹的侵略魔爪终会伸向美国，只是准备还不充分而已。但是美国普通人民只是看到眼前的太平，以为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只要隔岸观火，就不会遭殃，还可能会发战争财。所以不管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如何呼吁，美国大众主体还是拒绝主动出击德日，错过了先发制人的良机。所以有些人猜测珍珠港事件是美国领导人有意让日本人挑起战火的阴谋，也不无道理。
民意具有不确定性，可操作，可被利用，例如希特勒就是煽动民众，获得民意支持而上台，并把德国拉向法西斯的深渊。所以说，有时候不应局限于狭隘的民意，为民服务，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人民之所以选执政党上台，正是希望能专门有一帮水平不错的人才，专职于国家管理，从更高更长远的角度为人民谋利益。但是两党制的存在，必然使短期民意成为政治风向标，任何一个党派都只能顾着眼前利益，无法考虑长远。
由此可见，两党制虽然是西方现行的比较合理的制度，但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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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2017年第6期杂志文章 欢迎读者们关注大科技官微：hdkj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