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7年，郑庄公抗拒王命，周桓公率师亲伐，郑子元首创鱼丽之阵，在繻葛打败了周王军。《左传·桓公五年》“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从此鱼丽之阵名震中国古代军事界，对后世影响深远。那么到底什么是鱼丽之阵呢，后世却颇多异说莫衷一是。笔者在这里结合前人成果，试对春秋郑鱼丽之阵进行还原，谬误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鱼丽”即“鱼丽于羀”的省称，见于《诗?小雅?鱼丽》。毛传云：“羀，曲梁也，寡妇之笱也。”就是大口、窄颈、腹大而长的捕鱼竹笼。对于“丽”的释读大致有两种说法，或曰“历”“附”或曰“离”“罹”，杨英杰先生认为“丽”当从《说文》“丽，旅行也”，《左氏会笺》亦采此说。“鱼丽”既是游鱼多密，集群而行，也有“附”之意。不仅与全诗内容相符，也与《诗》序“鱼丽，美万物盛多”一致，当以此说为近。鱼丽之阵应该就是借喻游鱼多密集群行进于羀而为阵名。蓝永蔚先生认为步卒之伍为鱼，战车之间的间隙为羀，此说不确。鱼丽之喻当指整个军阵，而不是单指步卒。整体阵形像羀，阵中各战斗编组为鱼。也就是两头大而中间长的战阵。现存先秦文献中已很难找到关于鱼丽之阵的详细记载，只有《左传》中曾提及鱼丽之阵首创时的基本特点。
据《左传》记载春秋繻葛之战中郑鱼丽之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是战车作战时的基本编组，这一点没有异议。传统观点皆采杜注，认为“伍”即“五人为伍”，乃是步卒的最小编制单位，偏代表战车，伍代表步卒。但用“偏”泛指战车在先秦文献中并没有出现过，一般都是用“乘”来指战车，这一点蓝永蔚先生也注意到了。此处的偏当为实指，即战车一偏（战车战斗编组详情见附注）。蓝永蔚认为“伍”也是实指，即“五人为伍”，分别位于战车侧后，和战车互相掩护作战，形成一个紧密的作战单元。但是如此一来战车间隙之中的步卒就过于单薄，很难承担起独立作战任务，只能成为战车的附庸，辅助战车作战，而无法和战车互相配合。若此处之“伍”是泛指步卒，战车左右后的步卒各为基本战斗分队一两（二十五人），参见下图所示，上图是根据蓝永蔚观点所复原的鱼丽之阵，引自《战术史纲要》，下图是笔者根据前述臆测的。此时的战车才能和步卒互相掩护作战。
但是“伍”做此解似又与前面的“偏”做实解不相符。“先偏后伍”，“偏”和“伍”是相互对应的，如果“偏”是战车的战斗编制，那么“伍”是否也是战车的一种战斗编制呢？
《周礼·夏官·司右》载：“凡军旅会同，合其车之卒伍，而比其乘。”郑玄注云：“车亦有卒伍。”服虔注引《司马法》云：“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清代江永即认为此处之“伍”乃车之伍。鱼丽之阵“盖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如此则繻葛之战郑中军共有150乘。郑庄公克叔段时用了200乘，到春秋后期能动用700乘伐陈，葛繻之战时，郑国估计能够动用300—400乘，中军有150乘应算合理。
按照这种观点，郑鱼丽之阵应该是一个以战车为主体的军阵，即使有步兵，也是附属步兵，这些步兵主要负责保卫战车和承担杂役，无法独立于战车进行战术动作。此阵中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在前为横队，一百二十五乘战车为一伍在后为纵队，分别位于前队战车的间隙之后。其亦与“鱼丽于羀”之形基本相符。
由于不知道春秋时代的一偏二十五乘是如何排布的，这里只能根据想象绘图如下图，图中一个方框代表一乘。一乘战车大约宽三米，架上马之后全长也约三米，此阵长约80米，纵深约70米。前卫一偏呈两行排列，后面是十列纵队，每两列为一偏。春秋时代的战车确有呈两纵队排列的实例，如辉县琉璃阁车马坑、虢国墓地梁姬陪葬车马坑均随葬有十九乘车，车身同向，分两个纵列下葬，晋国赵卿墓车马坑随葬有十五乘车，也分两个纵列。
战车的进攻性武器主要有投射兵器弓、弩和格斗兵器戈、矛、戟。目前春秋时期出土的戈、矛、戟中的长者一般也只有3米左右，两乘车的车厢间距至少在4米以上，所以车战中的格斗只能在两车相错时进行，也就是所谓的“错毂而战”。按照蓝永蔚还原的鱼丽之阵来看，战车和步兵互相掩护紧密配合，则我军战车无法和敌军战车错毂，此阵中的战车只能进行射击和对敌方徒步战斗人员进行格斗。由于步兵的作战平台大地要比车兵的更加安全，车兵在武器的使用上存在不利条件，尤其是投射兵器。而战车为了不至于和步兵脱节，也无法发挥出机动性能上的优势。此阵中的战车在作战时很难发挥出战术优势，如果像蓝永蔚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方阵的话，纵深处的战车和步卒也将无法参与作战。江永所言的鱼丽之阵，则能充分发挥战车的机动优势。以一偏为前卫，可以警戒骚扰敌军。后面的战车纵队则可以方便的从前卫战车间的空隙穿过，快速对敌军展开进攻。是一个良好的进攻型军阵。
纵观整个春秋时代，战车和车战始终是战争的主体，战车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最重要标准，如春秋后期的平丘之会。重要的战争也几乎都是以战车为主，如崤之战、城濮之战、艾陵之战等等。以步兵为主的战斗很少，大部分还是针对戎狄的战争。直到春秋后期步兵才在南方逐渐兴起，成为一只和车兵同等重要的力量。虽然郑国在春秋初期就已经拥有独立的建制步兵，但春秋初期在一个军阵里将步兵的作用提高到和车兵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与车兵混编互相配合作战，可能并不现实。郑鱼丽之阵作为一个以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才更加符合春秋初期的战争特点。
由曾公亮和丁度编纂的《武经总要》是北宋一部官修的重要军事著作，其对北宋及之前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了总结，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前集·本朝八阵法》在介绍宋代的罘罝阵时有这样一段记载：“罘罝阵即太公三才之人阵，孙子之罘罝，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虎翼，《左传》之鱼丽也。”又言“罘罝前后横，中央纵，张其四翼，利于相救”。此军阵的特点是前后为横队，中间为纵队，形如“工”字。这和前面复原的鱼丽之阵较为相符，只不过郑鱼丽之阵没有位于阵后的横队。罘罝为捕兽的网具，羀为捕鱼的笼具，形状上大体相似。由此可见《武经总要》所言不虚，宋罘罝之阵与鱼丽之阵乃是一脉相承。
1974年秦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中外。秦俑一号坑出土的军阵纵深极大（见下图），从出土至今引起无数猜测，但其不似作战阵，也不似行军阵，与检阅阵、集结阵亦不相似，大家众说纷纭却都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秦俑一号坑东西长约210米，南北宽约62米，总面积约14260平方米。其阵首尾是三行弓弩兵，每列70人，共210人，面向东西构成前锋和后卫。两侧各有两列弩兵，面向南北构成两翼。中间是9组36路纵队，9组兵俑呈对称分布，全部面东构成本部。此阵前后横中央纵正是宋罘罝阵的基本特点。或许此阵就是秦国的鱼丽之阵，也可为鱼丽之阵与罘罝阵的渊源添一佐证。
根据探测和出土情况，估计一号坑有5700个秦俑，中军本部有战车50-60乘，步兵数量是车兵的30多倍。有些学者认为此阵就是典型的车步混编型军阵。但实际上这些战车大部分都配有金鼓，目前出土的16乘战车中伴随出土金鼓的有12乘（由于一号坑曾被破坏，有些战车有金无鼓），占总数的75%。王学理先生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翔实的论述，见其专著《秦俑专题研究》。可见秦俑一号坑军阵中的战车应该是建制步兵的指挥车，整个军阵的主体是步兵，战车主要用于指挥，而不是战斗。也就是说这个军阵乃是步兵军阵，而不是传统认为的车步混编军阵。
从郑子元的鱼丽之阵到秦俑一号坑军阵，鱼丽之阵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不仅出现了后卫，还增强了两翼的防护，军阵的构成也由原来的以战车为主体变成以步兵为主体。这完全符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发展方向。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又衍生出宋代的罘罝阵等军阵。
由于史料匮乏而又混乱，此文中有颇多猜测之处，最后的结论也只是略备一说。也许只能如杨伯峻先生所言“杜注谓五人为伍，恐误······然司马法既非春秋战法，杜注固难从，即如江说······于理亦未必合。后代颇多异说，莫衷一是。文献不足徵，考古又难为证，姑阙疑可也。”
参考书目
杨英杰著《战车与车战》
王学理著《秦俑专题研究》
蓝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
卢林著《战术史纲要》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
（日）竹添光鸿注《左氏会笺》
杨泓著《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
袁仲一、王占民编《秦俑研究文集》
黄朴民《中国军事通史·春秋卷》
[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
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所记兵车对古代车阵研究之启示》
附注：根据《司马法》佚文总结的春秋战车的战斗编制
春秋时代战车的基本战斗编组是偏，根据《司马法》佚文所记，偏又有三种不同的编法。
小偏
车九乘为小偏，就是以九乘为一战斗编组，三偏二十七乘为“参”，三参八十一乘为“专”。著名的魏舒五阵中就有这种编制。
大偏
十五乘为大偏，两偏为“两”亦称“卒”，这个编组情况在史料中经常出现，楚国有左右二广的编制，一广三十乘为一卒。三百乘可能是其更高一级编制。
正偏
二十五乘为正偏，五十乘为“两”，一百二十五乘为“伍”。
本文作者:主客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