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佩秋先生在《收藏家》2003年第四期上发表《论阎立本步辇图与历代帝王图》一文，系统阐述了对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步辇图》的质疑。过去关于《步辇图》的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唐人真迹，一种是宋人摹本。由于《步辇图》的绘画技法明显逊于《历代帝王图》以及其他一些唐人真迹或墓室壁画，所以宋人摹本说在当今占据主流。而陈佩秋先生的观点显然不认为现存的《步辇图》是宋人摹本，而是纯粹另起炉灶的伪作。她的质疑点力道十足，值得重视，现简单罗列其质疑要点如下，详细论证请看原文。
▲《步辇图》局部
一、唐太宗乘坐步辇途中随便召见外使，不合礼制。
二、步辇绘制粗陋，缺少零件，不合帝王规格。
三、舞女充当挽舆舆士，不合人情礼制，《历代帝王图》、《晋文公复国图》中相似场景均为男子充当舆士。
四、唐太宗接见禄东赞不穿朝服而穿便装，引见官与翻译官均未穿朝服，禄东赞所穿服饰不中不藏，值得怀疑。
五、篆书“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与“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平齐后署“章伯益篆”，为了与米芾《画史》中提到的“李德裕题跋”记载相吻合，然“武都公李道志”无可考证。章友直（伯益）的篆书水平不会那么差。
六、步辇图上只有金章宗明昌七玺中的三玺，而且位置不合规制，且印文为伪仿。
七、米芾《画史》记载步辇图因梅雨潮湿两边脱开，画面磨得苏落。可知《步辇图》真迹为挂轴，而非手卷。故宫藏本没有苏落的痕迹，画面保存完好，不符合米芾记载，且不符合自然规律。
▲《步辇图》及题跋
应该说陈佩秋先生的质疑大部分都是能站得住脚的，例如明昌诸玺的问题，也可以从其他传世的古画中得到印证。明昌诸玺金朝秘府所藏的鉴定标志，既然明昌诸玺都是伪造，那么宋摹本的说法也要值得怀疑一番。以金章宗明昌年间为一个分界点，明昌以上年代的所谓诸多题跋（主要是一系列宋人题跋）都很值得怀疑了。此外另外一些质疑还有完善之处，笔者尝试根据史料文献进行一些分析探讨。
故宫藏步辇图上的各种印鉴题跋，两条元代的题跋和印鉴较为可信，因为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汉人难以模仿。其一为“至治三年（1323年）夏六月三日集贤僚佐同观于登瀛堂西”，八思巴文印为三行音译汉字“集贤院经历司印”；其二为“天历（1329年）孟秋丁丑登瀛委吏曾巽申审定谨识”，八思巴文印为四行音译汉字“集贤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印”。八思巴印文含义为八思巴文学者照那斯图考证。
也就是说，故宫藏步辇图早在元英宗时代（1303—1323年）就已经出现，并且经过集贤院两次鉴定进入元内府。但是元英宗之前此画的流传经历就值得怀疑。这一点也能从元人汤垕的《画鉴》中看出端倪。汤垕曾于天历元年在京师与鉴画博士柯九思论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故宫藏《步辇图》入藏元内府的时期。所以汤垕有幸目睹《步辇图》，并在晚年写入所著《画鉴》之中。且看原文记述：
阎立本画《三清像》、《异国人物职贡图》、《传法太上像》、《五星像》，皆宣和明昌物，余并见之。又见《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人十余舆辇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完，真奇物也。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汤垕将阎立本画《三清像》、《异国人物职贡图》、《传法太上像》、《五星像》都称为“宣和明昌物”，也就是说这几幅画都是入了宋徽宗和金章宗的秘府，有相关的印鉴为证。而《步辇图》未提其为“明昌物”，可见汤垕不认为《步辇图》来自金章宗的秘府，图上明昌诸玺作伪可以得到进一步肯定。
汤垕对《步辇图》画面的描述与故宫藏《步辇图》完全一致，但是“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的说法与画上题跋不合，赞皇李卫公即指李德裕，但汤垕没有提到章伯益篆的问题。“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的记述也不符，画上没有唐人八分书，且辞婚者为禄东赞，并非赞普。此画上涉及的八分书题跋为题名“元丰乙丑上巳河南刘忱”。元丰是宋神宗年号，可见汤垕凭记忆记载，有所偏差。
《步辇图》在宋代的流传情况按照目前的资料记载主要是经过两家，其一为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家藏，元祐六年（1091年）之前曾经拿给著名画家李公麟观看，李公麟事后记录此事。后被南宋吴曾的笔记《能改斋漫录》转载，相关文字如下：
其惟吕申公（吕夷简或其子吕公著）家有唐太宗步辇图，引禄东赞对请公主事，皆传写一时容貌。赞皇李卫公小篆，其语采色神韵，与此同出一手。（元祐六年李公麟题）
北宋末年《步辇图》又被宋朝宗室赵仲爰收购，此事记录在米芾的《画史》之中，文字如下：
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赵）仲爰君发家。
宗室君发以七百千置阎立本太宗步辇图，以熟绢通身背，画经梅便两边脱磨得画面苏落。
由于是赵仲爰私藏，没有收入宋徽宗的手中，所以没有宣和印鉴就可以理解了，《宣和画谱》只是在介绍阎立本的时候提到此画的题目，并没有细节阐述。
李公麟和米芾均提到画上有李德裕题跋，李公麟直言题跋是小篆所写。但是故宫藏《步辇图》上的小篆题跋内容混乱，搞不清到底是李德裕所写还是章伯益所写。
▲《异国人物职贡图》
从题跋内容上分析，姑且不论这段文字是否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上摘抄改编。但文字内容与上述史料很相近这一点毋庸置疑。
跋文8、9行处提到：“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这段内容《旧唐书》里有类似的内容：“又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妻之。”也就是唐太宗向禄东赞提亲的史实，其他相关史书基本上沿袭此说。不同的是跋文无“段氏”两字。这个“段氏”的信息实际上是很值得注意的。首先琅邪长公主是唐高祖第四女，唐太宗的姐姐，后改封为高密公主。她先嫁长孙孝政，后嫁段纶。她与段纶的一个女儿段蕑壁的墓志铭《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墓志铭》已经发现，其生卒年龄为617—651年，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向禄东赞提亲之时，段蕑壁也不过二十四岁，而且在十八岁的时候嫁与长孙氏，就算她有女儿，此时才只有六岁，更何况她是不可能姓段的。那么由此看来，唐太宗所提议嫁给禄东赞之女应该是琅邪长公主的另一个女儿，段蕑壁的妹妹，而绝不可能是琅邪长公主的外孙女。那么《旧唐书》原文可能有错误，应该是“又以琅邪长公主女段氏妻之。”才合理。而跋文因袭《旧唐书》之说，存在作伪的痕迹。
▲松赞干布派遣禄东赞出使泥婆罗及唐，迎娶尺尊公主及文成公主
另外跋文所用篆字也有怪异之处，在唐宋之际，篆书的字体主要是以《说文解字》所规范的标准用字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字体可归为古文。《步辇图》上所用篆字并非标准的小篆，其中掺杂了一些古文和异体字的写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11行“奴不愿弃旧妇”的“愿”字。书写者用了一个“愿”字的异体字，见《说文解字》卷九，解释为“顚顶也。”与“愿”字的本意不同，但从《广雅》开始，这个字就逐渐有了和“愿”相似的含义，并在明朝人编写的《字汇》中被视作“愿”的异体字。但是细审字形会发现，《说文解字》上的这个字与《步辇图》上的“愿”存在细微的差别。《说文解字》此字的左下方为“大”，而《步辇图》上的“愿”的左下方为“示”。这种写法是过去相关资料中从未出现的。到了宋朝徐铉作为《说文解字》的整理者编了一本名为《篆文大观》的书，其中此字的写法与《说文解字》相同。章伯益作为徐铉的门生不会糊涂到将这个字都写错的地步。若说此篆字原笔是李德裕所写，章伯益只是临摹，李德裕也不应该将这个字写错。那么笔者的观点就与陈佩秋先生的观点趋于一致，即此跋文纯粹是假托李德裕和章伯益之名臆造，并无所本，也不是临摹。
另外武都公李道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武都公李造的误写。武都公李造生活年代比李德裕偏早，是开元天宝时候的人，也曾经在一些书画上题跋押名。但李造总不会糊涂到将自己的名字都写错的地步，推理者以为原本上李造是用行草书体，章伯益用篆书改写看错了，因此写错。原文是行草，硬给改为篆书，且不说是画蛇添足，前面已经说明章伯益绝不会写出如此水平的篆书。与李德裕同时的武都公为李宗闵，乃是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并无李道或李道志这样的别名，也不大可能与李德裕联名重新装裱字画。也可证明是作伪者臆造。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推断，阎立本步辇图真迹在北宋时期尚在，先后收藏于吕夷简家和宋朝宗室赵仲爰家。靖康之难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步辇图》真迹去向不明，并没有和其他阎立本名画一样入藏金章宗秘府。到了元朝初年，伪造的《步辇图》开始出现，造伪者对绘画、书法和收藏有一定见识，但没有达到极高的造诣，他在伪造《步辇图》的过程中耗费了一定的心机，也查阅过米芾的《画史》等资料，并且伪造了明昌诸玺、章友直（伯益）的篆书以及众多宋人题跋印鉴来提高此画的身价。此画在元英宗时期进入内府，经集贤院时隔六年的两轮检验中被视作真品，自此往下流传，直到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此画虽然也算得上古画，但绝非唐人真迹，也并非宋人摹本。大体年代不会早于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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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大意觉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