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是存在规律的，对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视与遵从即是理性的表现。人类作为进化物种的最高等级者，自然演化出各类问题解决的适应性机制，这在整体上基本符合理性假说。然而，人类作为生理与心理并存式发展的复杂物种，其理性绝不是完全的。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属性。
从基础心理学的角度讲，对感受性内容进行非感受性处理与表述的思维方式即为理性。感受性内容来源于生理反馈（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及内部感觉等），这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材料来源；人脑兼具对刺激材料进行自下而上加工的能力与依已有经验对信息进行自上而下加工的能力，从这一客观性角度讲，人类是具备理性的。然而，人的心理过程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述的认知过程，它还包括情绪情感过程及意志过程，另外，包含心理动力（主要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与心理特征（主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等）在内的个性心理也是人的复杂性的体现，由此，人又不会是完全理性的。
从演化心理学的视角看，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在帮助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Buss, 2008），性选择意味着成功繁殖后代的优势，正是性选择使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Flinn & Alexander, 2007）。此外，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对着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 1998）：1.亲本投资的两性差异，即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所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授精，若有足够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性只能在绝经前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生养孩子上的亲本投入的生物学的差别，促使双方在择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2.父系不确定性，即女性总能确知孩子是自己亲生的，但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性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忠诚于他。也正因为此，男女在不忠防御，及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也是存在差异的。最后，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Crawford, 1998）。从对规律性的遵从与顺应来看，人类行为是理性的。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度具有适应意义的。
然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确实又存在很多非理性行为。比如印象形成中的首因效应（如陌生人初次相识时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极易先入为主）与近因效应（如熟人之间的社会知觉更容易受新近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晕轮效应（当某个人的某个方面的特征得到了认可，人们就倾向于认为她在其他方面也是好的。是人际知觉中以偏概全的主观臆测，正如"美的就是好的"）。此外，如星座命理中的巴纳姆效应（即每个人都会轻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自己），人际中的从众行为、虚假同感偏差（人们通常会高估与自身行为及态度有相同特点的人数）、归因偏差（由于主观上的动机或认知局限等原因造成的归因偏向和差别，如行动者与观察者、利己主义归因偏差，显著性与可获得性偏差）等等。然而，从社会交换理论来看（Kelley & Thibaut, 1978），人们都在寻求以最小代价来获取最大奖赏价值的人际交往，这足以见得人的理性，但利他行为貌似就不能被解释了，因为利他行为是对自身没有明显利益的，像当今网络时代常见的在面对朋友圈儿求助信息时的利他行为（如帮忙转发），但大家貌似都热衷于此。实际上这其中的收益可能是隐性的，转发求助信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以显示自身关怀他人的品德，而这种品质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如此就是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了。如此看来，人又是遵从了理性的。
在西方管理心理学中，有关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争端最典型的体现是在决策领域。关于个体的决策过程，存在以下三种假设：1.纯理性人，该假设认为决策者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组织目标的完美的理性人；他拥有为做出最好决策所必需的正确的全部的信息；决策者只找出那些能以线性形式呈现的、具有一个或一组目标的问题的最佳值；所有决策者在做出抉择时，能够以相同的态度来运用信息。由此产生最优决策模型，但现实是由于决策受时间和资源的限制，该假设必然存在缺陷。2.有限理性人，20世纪40年代，西蒙深刻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提出在当今复杂的社会里，小我不能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来作出合理抉择，相反，人们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因此，西蒙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最优"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Daniel Kahneman遵循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做判定依靠于3种有限的启发式搜罗：代表性，可得性及锚定与调整。3.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如人们的规避损失倾向，即损失的效用要比灯亮收益的效用得到更大的权重（拣100元所带来的快乐往往难以抵消丢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参照依赖/框架效应，即人们一般依据某一参照点来定义价值，而不是依据纯价值进行决策（在"其他人一年挣6万你挣7万"和"其他人年收入9万你挣8万"之间选择，大部分会选前者）；捐赠效应，即对于获得本不属于自己财产的东西，人们倾向于给予高的估价。由以上总体可见，人类并非是完全理性的。
此外，在精神分析理论中，Freud将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超我，认为自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受本能需求（如生理上的饥渴、性）驱动，遵循快乐原则--这显然是感性的一面；自我则是个体在出生以后在现实环境中有本我分化发展而产生的，本我的需求若不能在现实中满足就必须压制，遵循现实原则--这体现的应该是理性；超我则处于人格结构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个体生活中接受社会道德规范教养形成的，包括自我理想与良知，遵循道德原则--这应该是感性与理性并存的。另外，Freud还归纳了包括压抑，否认，固着，退行，投射，补偿，反向形成，升华等在内的人的基本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性反应在根本上是为了回避痛苦或抵制威胁，但其中有些是对现实的歪曲和否认，长期来看会阻滞人格发展；而有些则是采取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其中存在许多非理性的成分。
最后，回归到脑神经科学，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看待问题，那么就证明在其大脑内部，控制理性和感性的两个脑区域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这二者是分开工作的，但是科学研究（Joseph E. Ledous, 2014）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的大脑内部，控制逻辑分析的脑区域是皮质层，控制情感思维的区域则是脑核层，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永恒的，它们之间联系着众多的神经元，而且联系的方式也异常复杂，因此，皮质层和脑核层永远是同时工作的。皮质层总是会促使人们以最大利益为最终目标去看待问题，而脑核层则会综合考虑各种感情因素，有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时，我们的大脑会将二者得出的结论综合起来，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脑核层的分析过程比皮质层要复杂的多，因为人类的感情非常复杂，时而愤怒，时而喜悦，这些情绪都影响到脑核层的分析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情绪不同时，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而且皮质层的分析结果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感性思维的影响，所以我们做出的判断总会有欠缺和失误，永远不会做到完全的理性思考。
综上所述，人类绝非完全理性。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现象不仅仅反映在演化机制中，还体现在应用心理领域的多个方面，归根结底，这是由大脑结构网络与功能连接模式决定的。
（作者：素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