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流传一种说法：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长期饱受日军轰炸，延安却从未被日军轰炸过。甚至有人暗示这是因为中共和日本人之间存在某些默契，这是真的嘛？
也有人说，当时的延安，是抗战时期的共产党政治军事中心，重要的目标比比皆是，在战争环境下，需要隐蔽和保密措施。但那时延安的大型会议，京剧、舞会、大秧歌等各种大型活动是公开的在大白天举行，歌舞升平。军民生活自如，没有防空管制。绝不似陪都重庆那样长期惶恐于日机轰炸的阴影中。
更有人说，日军的机场距离延安很近，从临汾起飞的轰炸机过黄河就是延安，地貌地形对空军导航也很有利，一览无余。可鬼子就是不炸，难道是哥俩好？
通过查阅史料和历史著作，很容易发现，这种质疑，实际上并不成立。
“在1938-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把它炸成废墟之前，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依偎在黄土山的怀抱中。建筑物倒塌以后，窑洞成倍增多。……日本人的轰炸把毛从他的第一个窑洞里赶了出来。”——[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1995年印，159页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给国民政府去电，报告延安遭日寇飞机轰炸后，边区政府施行抚恤、救济情形。并请国民政府赞助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
延安的被轰炸，是早在意想中的事。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而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日寇在疯狂地向着中国各地区侵略的进行中，难道会有把这一个模范的根据地也忘了的道理吗？——艾思奇《敌机轰炸延安》，收录于《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尽管空袭警报和敌机的轰炸曾多次打断我们的午饭，大家还是吃得很愉快。延安方向升起了巨大的烟柱。84架敌机进行了四次连续不停的轰炸。我们为米勒大夫举行了欢迎会。有人开玩笑地说，轰炸是米勒大夫的吉兆。——《巴苏日记》1939年10月15日，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015年6月30日举行的“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档案再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北碚区档案馆展示了一张“日军轰炸延安”图片。这是国内首次公开的“日军轰炸延安”图。同时展示的还有1938年9至10月日军分兵25路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图。有些人据图上“北京”俩字认为地图作假，说那时北京叫北平，断定我党伪造历史。其实，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以后，确实曾把“北京”改为“北平”。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通过北平地方维持会发出52号训令，决议将北平仍改称“北京”，凡机关团体上冠北平者均改北京。
1938年2月，日军接连攻占长治、临汾，3月，日军又攻占运城、风陵渡。随后日军在临汾和运城修建了轰炸机的前进基地，从这两处机场起飞的轰炸机，对延安、西安、兰州等地进行了狂轰滥炸。
日军首次轰炸延安，是在1938年11月20日星期天，宝塔山上警报响起，日军7架飞机来延安就向街上人群扫射、投弹。人慌马叫，房倒屋塌，一阵子后城内一片瓦砾堆，死30人、伤122人，毁民房109间。当晚机关、学校等都迁到城外。第二天，日军飞机再空袭时，群众有序疏散隐避，伤亡较小。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金道松同志（1911-1938）在21日的轰炸中不幸牺牲。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日军轰炸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被迫从延安城内的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的杨家岭。此后为防空袭，长期住在杨家岭。杨家岭这个地名也从此载入了史册。2014年延安凤凰山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在凤凰山项的一块平台上平整场地时，发现了6枚日军轰炸延安时投掷的炸弹。这6枚炸弹中，4枚完整，另两枚只有弹头。炸弹长44厘米，弹体直径9厘米。一枚炸弹上还刻有“昭十七”字样。这些炸弹都是日军轰炸延安时投掷的。
在前期受到巨大损失后，延安军民进行了大规模疏散，同时由于延安周围千沟万壑的地形特点，日军后期的轰炸对延安人民的生活影响逐渐减弱。
1938年12月12日，第三次空袭，军民提早隐蔽，城防高射机枪齐发，日机仓惶投弹逃跑。再来空袭就增加飞机，由每次上午来空袭，改成下午或全天都可来空袭，有时一日多次轮番轰炸。
1938年12月14日第四次空袭，来袭飞机7架次，投弹45枚，损失甚微。
1939年1月，日军山濑航空部队对八路军重要据点洛川进行了轰炸。因为日军在平型关失利后，才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自1938年11月20日轰炸延安后，又开始针对起八路军寻机轰炸。日军山濑航空部队对洛川的空袭，算是他们对平型关被围歼的报复。
1939年1月，日军山濑航空部队对八路军重要据点洛川进行轰炸。照片中可见陕北高原的地形与洛川古城墙的轮廓。此图由日本《朝日新闻》刊于其出版物。
1939年8月15日来袭飞机10架次，投弹40枚，死伤6人，毁民房27间。
1939年9月8日，日机43架次猛烈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
1939年10月15日上午9时，日军36架轰炸机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下午2时，日军35架轰炸机分三批相继窜扰、轮流轰炸，投弹120多枚重磅炸弹，直到下午4时40分，大批房屋倒塌着火，死10人、伤13人。
1940年4月2日第十三次空袭，来袭飞机43架次，投弹52枚，毁房6间，石窑4孔，死马一匹，无人员伤亡。
1941年8月4日来敌机共27架次，分三批空袭延安，共投弹100多枚，死伤6人，牲畜34头，毁房5间。
1941年8月19日来袭飞机35架次，共投弹35枚，死伤10人。延长县也遭到敌7架飞机的空袭，死伤多人。
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33个月的时间里，日寇不定期地来延安空袭，此外，日本飞机还对边区境内的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进行了轰炸。
甚至在抗战后期，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D·包瑞德上校率领下抵达延安，开始抗战合作。日军得到情报后，在1944年10月的一天，日军轰炸机还飞临延安，专门轰炸了美军观察组，由于当时延安空防预警已经很严密，美军观察组提前得到延安城防和空防司令部的防空警报，都提前疏散到了远方的窑洞里，此次轰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陕西军民抗战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记载，从1938年11月开始，至1941年10月为止，日军不断空袭延安，日军先后轰炸延安轰炸17次，投弹1690枚。因早有准备，延安所受损失并不大。共计受伤184人，死亡214人；炸毁公产房屋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外还炸毁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死牲畜197头；毁粮食34.4万斤。
与重庆相比，延安所遭受的空袭损失确实很小。毕竟重庆是国民政府陪都，人口密集，外国使馆及外媒云集，轰炸重庆能够对中国之军心、民心，造成重大打击。延安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规模跟重庆根本不能比，但却遭到如此重视，恰恰证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被日本视为心腹大患。
陕北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长期以来水土流失严重，千沟万壑，塬面极其破碎，大沟套小沟，这种地形最适合打游击战，容易隐蔽。延安地形较复杂，延河、汾川河两条小河在此相汇，延安城在河谷呈“Y”字形展开，城区狭长，最宽处只有1公里左右。延安城在1938年的时候，繁华程度甚至比不上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个小镇。
与重庆相比，延安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共产党中央机构都住在窑洞里，与民房无异，八路军总部等重要军事机关都不在延安城内，而是设在太行山，且人烟稀少。延安军民防空意识强，大多数空袭都能得到一小时的提前预警，空袭前能进行有效疏散。日军对其进行大规模空袭，无法取得明显效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空军的轰炸机被大批调往东南亚参战。所以从1942年开始，日军对延安的轰炸基本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