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人在南巴尔干地区继承了几支前当地政权所拥有的步兵部队，如曾在14世纪80年代为拜占庭效力的卡塔兰雇佣军，1421~22年的奥斯曼内战中还有欧洲封臣部队和雇佣十字弓手和来自各个殖民地的热那亚持斧步兵参战。波斯尼亚穆斯林组织的“潘杜克”（“神枪手”）和“伊拉克”（“火枪手”）在奥地利人入侵巴尔干的时候曾英勇抵抗。受到基督徒宗教迫害的犹太人和波斯尼亚鲍格米勒“异教徒”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奥斯曼辅军部队之中。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突厥人、阿拉伯贝都因人、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和雇佣军部队。每支队伍都拥有各自的组织结构，共同效忠对象、领导阶层、营房和各具特色的服装。此外，叙利亚预备役人员组成了阿希连队，这支军队中包括了由宗教团体组织的城市民兵部队，他们只受当地部落领袖的调遣。
在埃及，奥斯曼驻军长期受到数量不足的困扰，当地辅军部队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援军。这其中既会说突厥语的马穆鲁克部队，也有由土生土长的北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水兵部队。
这些五花八门的，带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番号（源于他们的民族出身或所属地区）的基督教军事团体的职责实际上基本相同。从建立到消亡，它们都被置于同一套管理模式之下。这些军事团体的组织结构也大体相似：基督徒始终只能担任低级军官，受到奥斯曼籍中高级军官的节制。这些基督教战士们起初被当作作战部队来使用，他们装备的是本民族的传统兵器，作战时也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战术。这些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地形较为熟悉，在当地人中也有一定人脉，因而还负有侦察敌情，在战役期间掩护主力部队侧翼的义务。作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回报，这些人获准拥有世袭的小块土地，享有某些免税权，偶尔还能因战功而受赏。他们的加入，为奥斯曼人带来了更多的军事技能，令奥斯曼军事体系变得更加稳定。
很显然，帝国政府最为看重的是这些基督教军事团体守御地方的能力。奥斯曼人新征服的土地是要慢慢消化的，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奥斯曼式的统治机构更需要时间。然而当大部队于冬季回国的时候，当地人往往乘机揭竿而起，有时外国军队也会发兵相助。此时基督教辅军部队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守卫军事要塞（如瓦丁）、战略地点的道路、要隘和桥梁、援助小型奥斯曼地方驻军抗击外敌的入侵、镇压本地的叛匪和盗贼团伙。
然而，当奥斯曼人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了下来后，他们就开始过河拆桥了。所有的基督教辅军部队在其驻地被征服约70年后，地位和待遇便一落千丈。除了潘多尔和一些马尔托罗部队外，基督教辅军部队越来越频繁地被作为劳工部队来使用，被派去从事各类杂役。与此同时，政府还试图控制这些团体的规模，削除他们的免税权，以增加赋税收入。由于奥斯曼人的性格具有保守的一面，再加上政府并不打算彻底激怒这些人，这一法规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才真正得到执行。尽管如此，它还是引起了辅军们的强烈反弹。地位下降，特权丧失，所承担的脏活累活倒越来越多，这令他们怒不可遏。如前所述，许多人倒向帝国的敌人，甚至落草为寇，给帝国的治安带来了严重威胁。
征召基督教辅军部队的法令并未实行于帝国的所有欧洲行省。尤其是在匈牙利，当地人拒绝为奥斯曼人效力。为了安抚匈牙利人的情绪，让他们忠于帝国，政府并未强制执行这一法令。在帝国的其他部分，这一制度往往并未受到多大的抵触。总而言之，在草创和正统时代，奥斯曼政府对基督教民众的军事潜能的开发、利用大体上是成功的，在16世纪，基督教辅军的总人数超过了8万人。然而，奥斯曼政府显然将征召基督教辅军部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在新征服行省的地方部队组建起来后，除了几支边境行省的军事团体外（如匈牙利边境地区和波斯尼亚、斯梅德拉沃行省的辅军部队），其他辅军部队均被奥斯曼政府改编为战斗支援部队。
所有沦为后勤支援部队的基督教辅军的组织结构与落得同样命运的亚亚部队的组织结构如出一辙：他们的基本作战单位和加尼沙里部队一样，是“奥克”（“团”的意思），在被改造后，基本作战单位变成了“冈德尔”（沃伊尼克是个典型的例子）。每个冈德尔由5到10名士兵组成，每逢作战，只征召其中的一人（轮流制），而其他人需负担被征召者的路费和军备费用。这些被征召的士兵将带着自备的坐骑和装备，在自己的长官和奥斯曼行省官员的统领下出发。他们主要承担战斗支援任务，如修理道路和桥梁、运送军粮、保护辎重车队、发掘壕堑和坑道，提供草料等等。
▲震撼奥斯曼帝国的希腊独立战争
政府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潜力的成功发掘，还种下一个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苦果：巴尔干各地区的贵族领袖只要忠于苏丹，就能继续保持他原有的地位。这样，当地的地方统治阶级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民族主义到处觉醒的18世纪末，这些地方统治阶级将领导、发动一场又一场震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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