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帖属于随笔，章节不定，算是本人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梳理，有些内容可能距离夏史本身较远，大体不出夏商周三代时期。因为是随笔，由于精力有限，可能某些表述并不是十分严谨，只是提出一些自认为还算能说得过去的观点。如果有余力，可能会写到二里头遗址等核心问题的看法，视情况而定。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一）漠视夏商史的周人
夏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起源的一个重要话题，“夏人”是在“汉人”这个概念形成之前，被中原大地（即“中国”）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想象共同体。在周代的诸侯们存在国邑姓氏等区分门户的规则，但是当他们自视整体的时候，会用“诸夏”来自我指代，以区别四方“蛮夷戎狄”。在西周时期开始逐渐整理完善的《诗经》有《大雅》、《小雅》的篇章，大雅、小雅的“雅”是后世所使用的假借字，在先秦时代，则直接写作《大夏》、《小夏》，“夏”就是风雅贵族的象征。不过从古文字角度来说，先秦古文中的“夏”字，粗看起来如同长了大眼大脚之人，手里似乎还拿着某种武器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旁边还配一个“日”形，似乎是在拜日，由于传抄变形，已经很难弄清这个“人”到底是在做什么，也很难跟风雅联系在一起 。学者们也尝试从甲骨文中寻找疑似“夏”的文字，遗憾的是，甲骨文由于过于抽象，人形、猴形之类象形的符号太多，卜辞上下文也很简短，因此使得我们虽然仿佛抓到了解谜的一串钥匙，却不知道究竟用哪一把钥匙打开眼前的大门。
曹定云先生所写《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中原文物》1995年03期），提出一种“夏”字变迁的示意图。不过他所列举的甲骨文字形如同“三毛”，例是否与其他古文构成渊源关系，尚且存疑。
有人可能认为，可以从卜辞中寻找关于夏季的词条，“夏”不就有了么？遗憾的是，商代卜辞中只有“春秋”的概念，却无“夏冬”。直到周初《尚书·君牙》中才有出现“夏冬”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尚书·君牙》是伪古文，其中涉及到“夏冬”的文字是战国时期古籍《礼记·缁衣》转引的，《缁衣》还发现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两个楚简版本，其中也包含了《尚书·君牙》关于“夏冬”的引文，证明周初才有了四季的概念。
▲《简明甲骨文辞典》等书中有关季节的甲骨字摹写
如此一来，我们对于“夏”字的考证，被拦截在周初，很难进入殷墟时代（也就是晚商时代），更难以进入无文字的早商乃至先商时代。
周人对于夏商的记忆不会凭空出现，目前流传的西周早期文献中，周代的政治家们反复将夏商并举，商代是周人推翻的，而夏代则是由商代的先祖商汤推翻的，两个朝代因为统治者的荒废而走向了衰亡，成为周人警戒的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发生剧烈的动荡，各种历史文献流散损毁非常严重，同时还有一些后世托名的文献混杂其间，使得人们对于历史，特别是先秦史的考证步履维艰。比较可信的西周历史文献，除了各种出土青铜铭文之外，主要集中在《尚书》和《逸周书》之中。《尚书》中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包括牧誓、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费誓。其中《金縢》在清华简中有发现。《逸周书》篇目更为庞杂，长期没有整理，这样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躲避过分的删改，但同时也因为缺乏校勘，错字连篇，十分难读。其中可能属于西周文献的的篇目有世俘、皇门、祭公、商誓等。
▲《尚书·召诰》的部分拓印
从这些历史文献来看，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贵族集团，对于天命充满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既希望证明自己拥有了天命，另一方面也担心天命离己而去。对于夏商历史也同样充满了矛盾的心理。
《召诰》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后人玩味：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这段话中，周公一方面强调要以夏商的历史作为自身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似乎感悟到，夏商的存在都有其固定的年限，周人希望自己的政权存在亿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一旦知道了夏商存在的年份加起来不到一千年，这种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他一直说“我不敢知”、“我不敢知”，只在乎夏商留给统治集团的教训，不愿意具体探讨夏商究竟存在了多少年这个话题。
▲周文王画像
在《召诰》后面又说道：“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还是给自己人打气，希望周代政权可以超越夏商存在的时间。
在周公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周人似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人人都能说两句要以夏商为鉴，但是夏商王朝具体怎么回事反而没人关心。殷墟甲骨文之所以能保存到清末才重见天日，也说明周人对废弃的商人旧城址的遗物并不关心。周人典籍库里或许也保留了一部分夏商典籍资料，但一般人也难以见到，最终随着东周列国的到来而逐渐消散殆尽。
《尚书》的另一篇文章《无逸》则是直接考验了周公对于商代的历史认知问题。相关段落如下：
“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比较好理解，就是周公列举了商代的三位君主中宗、高宗、祖甲，在阐述了他们的美德之后，给出了他们的在位年份，然后指出在此之后的商代君主由于娇生惯养，不知民间苦难，所以在位时间一般也就只有不到十年。
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段话中暗藏了无数“坑”。首先我们看《史记》中转引《无逸》的文字：
“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
抛开个别文字差异不提，《史记》引《无逸》所给出的高宗在位时间为五十五年。与上面的“五十有九年‘相差了四年。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无逸》篇属于《今文尚书》，但上面的底本属于伪古文尚书，《史记》引用的底本则属于孔壁古文尚书，用字方面参校了《今文尚书》，略作删改。理论上《史记》引用的《无逸》版本应该更权威一些，然而《史记》作为载体流传时间也不短，其实也无法排除传抄错误，于是哪个版本更权威就成了糊涂账了。
更有甚者，《今文尚书》这段内容差异更大。《今文尚书》的权威底本是东汉的熹平石经，遗憾的是历经战火，该石经已经只剩下一堆残片，其中《无逸》篇有若干不相连的碎块。有一块残片上的文字是“肆高宗之飨国百年。自时厥后……”不仅高宗“享国”时间变为百年，而且“祖甲”相关的文字并没有接在“高宗”的后面，学者根据文献推测，《今文尚书》中“祖甲”可能写作“太宗”，相关文字放在“中宗”之前，太宗、中宗、高宗，凑成三宗。
这样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所谓殷代三宗到底是谁？高宗一般人认为是商代第23任君主武丁，没有什么异议。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包括司马迁则认为中宗是商代第9任君主太戊，《尚书》中还有关于太戊的篇章，只是失传了。
然而《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则说：“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晏子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名臣晏婴，他把汤、太甲、武丁、祖乙作为商代著名君主并列，没有提及太戊。《孔丛子·论书》中有段内容，是说孔子与徒弟公西赤结合《无逸》与晏婴的言论进行探讨：
《书》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公西赤曰：“闻诸晏子，汤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为王，居丧行不义，同称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以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以此观之，虽四于‘三王’，不亦可乎？”
看起来晏婴确实说过了类似的话，除去开国之君商汤，剩下的太甲、祖乙、武丁似乎与《无逸》中的祖甲、中宗、高宗是匹配的。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似乎是认为商代第13任君主祖乙才是中宗。
这个推断可以得到《竹书纪年》和甲骨文的支持。
那么再回到“祖甲”的问题上来，从《孔丛子·论书》记录孔子师徒的言论来看，他们很自然地认为“祖甲”实际上是商代第4任君主太甲，而不是武丁之子祖甲（第25任商王）。太甲被儒家认为是有过能改的君主，也算有所作为。而商代在祖甲时代实际上是走下坡路了，按理说有何德何能与先祖并列呢？所以“祖甲”似乎应该是“太甲”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其他古籍转引《竹书纪年》则说太甲在位十二年，又与《无逸》记载的三十三年矛盾。如此问题又复杂了一层。
上面说了一大堆主要是让人明白三代史考证的不易，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分歧的地方，还可以发现其他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于盘庚之后的君主在位年代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太甲、太戊和祖乙都是盘庚之前的君主，不在考虑之列，武丁在位直接取了59年说，没有采用55年说。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君总共44年，平均每个君主11年，祖甲看来很难获得33年在位时间。之后武乙35年、文丁11年、帝乙26年、帝辛30年，这些君主的在位时间主要是结合《竹书纪年》和甲骨文断代的综合结论，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大体结论是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在位年份大多不低于10年，这与周公在《无逸》中所阐述的观点是矛盾的。而且甲骨文中至今没有出现用高宗指代武丁的例证，看来周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知是极为稀松的。周公不是专业的史家，而西周初年的史官很大一部分是殷商旧臣。在缺乏甲骨文之类海量的原始资料的支撑下，他们如何记录殷商历史，乃至早于殷商的夏朝历史，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
▲商王武丁时期的青铜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平王东迁，东周列国的历史本身就十分精彩复杂，还有多少人惦念着早已尘封多年的夏商史呢？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是春秋晚期，《论语》中记录了他的感慨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之后，似乎学者们逐渐掀起了收集整理夏商史的小高潮。其中的代表文献就是《竹书纪年》，其中不仅罗列了夏商君主表，而且还记录了他们的在位时间，虽然可能有些编写者主观私货夹带其中，但是其中保存的信息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比如商王在位年份，足以作为历史参考，看来“礼失求诸野”的历史文化抢救策略还是有所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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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大意觉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