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台湾苗栗县人,在日本出生,在北京长大,1948年回台湾。她是一位北京化的台湾著名女作家。她多写女性题材,多诉女性的不幸命运。她笔下的女性,都有着坎坷的姻缘路、痛苦的变迁史。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说:“林海音所有小说几乎都以这生为女人的悲剧为主题”,“时代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的心身来寻觅表现。”
在《城南旧事》英子虽然只是个孩子，但她是极聪敏的女孩，具有一双属于女性、敏于同情的眼睛，特别能看见那挣扎在性别压迫中难以翻身的女人。《城南旧事》五段中，女性故事占了三大段，三段中又正好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不幸女人的三种典型。作者用小英子的眼光和口吻淡然地讲述了秀贞、兰姨娘、宋妈这三个女人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不幸遭遇，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和指责。但在这平淡的叙述语气后面，力透纸背的是作者对于愚昧无知的封建思想的控诉、对她们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深切关怀。追寻她们不幸的源头，自然都与男人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方向来看，这部小说的精神，以及要表达的女性主义主题，不但一点不老“旧”，并且还十分新颖。
第一个故事《惠安馆》，英子在胡同玩耍时，总会看到会馆门前痴立的“疯女人”秀贞，渐渐地，她们熟识了，秀贞非常喜欢英子，英子也很喜欢她。从秀贞口里，小英子知道她的情人是一个北大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军警抓走了，下落不明。而他们的女儿“小桂子”也被人扔到齐化门城根底下，至今生死未卜。于是秀贞就成了现在这种疯疯癫癫的模样。小英子很同情秀贞，答应帮她寻找小桂子。而在世人眼中，秀贞的悲惨遭遇非但得不到丝毫同情，还被视为伤风败俗。在成人的社会里，秀贞不过是个疯女人，人人避而远之。可是英子不懂得世俗的这一套，她以一颗纯真、善良的童心来理解了秀贞反常举止下的真实内心，理解她对爱人的期盼，对骨肉的思念，同情她的遭遇。后来，英子发现她那个时常被养父虐待的伙伴就是小桂子，终于帮她们母女相认。秀贞与离散6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
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清醒、时而呆痴的言语和生活习惯表现出来的。作者正是通过秀贞这个“最具体的个人”的凄惨命运，深刻揭露了社会风俗、文化传统对女性无情的摧残和扼杀，小说中的女性连基本的人生地位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作为人的感情、欲望和人性的其它渴求。荒诞的世界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女性生存真相:女人唯其不能做“人”,只能落得“生为女人”的悲剧。存在主义认为，个体的存在就是处于这种坎坷起伏的变化之中，在这种变化中时时感到自我生存的不确定性，感到自我不断地被放逐乃至虚无，人存在于变化的时间中，但它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并且最令人不安的就是人的死。
《兰姨娘》中的兰姨娘在小英子的眼中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圆圆扁扁的脸儿，一排整整齐齐的牙……左嘴巴还有一处酒窝，随着笑声打漩儿。”但出生于贫穷人家的兰姨娘却有着不幸的遭遇。她老家在苏州，3岁时为了给哥哥看病就被亲妈卖了，14岁又被人带进了北京，16岁被迫沦落在“烟花巷”；20岁时，她做了一个63岁的阔老头儿的姨太太，备受凌辱和伤害后又被赶了出来。后来与德先叔产生了感情，才算是有了一个归宿。在开始,作者这样描绘:“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儿上,等着看‘出红差’的。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5]作者更多运用的是“向内看”的视角,她透过宋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由此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
如果说秀贞和兰姨娘故事还是引人注目的爱情故事,那么《驴打滚儿》中宋妈的故事在平淡无奇中更能见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时女性的身不由己的悲哀。宋妈是小英子家的保姆兼奶娘,刚刚生下女儿,就离家进城工作,将英子姐弟四人调养得妥妥当当,却整整四年未能回家!对亲生儿女抑制不住的思念使她一次次地向不懂事的英子们提起自己那一双叫人牵肠挂肚的儿女,一次次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交给丈夫,希望他能善待儿女。而宋妈却不知道,就在她一次次地向英子们提到她的儿女时,她的儿子小栓子已经死了一两年,女儿也早已被送人,下落全无,而丈夫不仅死死隐瞒着真相,而且将她辛苦攒下的每一文都送给了赌场!宋妈心中勾勒的美好将来在瞬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而宋妈是如此的倔强,她甚至还有一丝最渺茫的奢望:她还能将女儿在茫茫北京城中找回。可是,这样一种奢望立刻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破灭。小说不动声色地写着:“她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但就是这样一个给宋妈带来残酷打击的丈夫“黄板儿牙”,世人却没有半分谴责。几个月后,英子的母亲劝说宋妈:“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
我们在这句话里可以看到,从一而终的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没有人认为宋妈的丈夫需要对此负任何责任,看不见的命运之神才是罪魁祸首,而宋妈依然是一架生育机器!对于这样的安排,宋妈没有疑问,周围人也认为是理所应当,甚至是一种恩惠,于是,怀着再次生儿育女的愿望,宋妈回到乡村,和那个给她带来过严重心灵伤害的丈夫生活。
这一切是如此的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沐浴着现代文明的读者无比震惊,甚至是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