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篇“童子解吟”的名篇佳作,《长恨歌》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它的品论,尤其是它的主题思想更是让人议论不已。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出现了许多学派，如持爱情说,持政治讽喻说等。
我反复的阅读作品以及大量有关的史料之后,认为单一的观点是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的。若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揭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揭露批判统治阶级的荒淫堕落,也歌颂李杨爱情的坚贞专一，二者不是机械叠加，而是用巧妙的创作手法使二者相融合，从而突出艺术特色。王运熙在《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中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此外，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也交代得非常清楚：“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知，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事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耳。”这段话说明了此诗的写作背景，也明确揭示了诗歌的主题：所谓“感其事”，即有感于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所谓“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即指对其荒淫误国的批判并为后世诫。
下面结合白居易的<<长恨歌>>来浅谈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其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故事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汉皇重色思倾国”,诗歌开篇就点明了它的双重主题。“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大圣人孔子也曾有语云“:食、色,性也”。它的意思就是对食物和美色的追求是人的天性。试想一下,大圣人尚且有对美色追求的动机,更何况离我们圣人还很远的唐玄宗呢?也就因此我们应该对他的“思倾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但我所要指责的是他的“重色”,身为一个帝王,不因该将自己的爱情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将自己的精力放在纵欲上。唐玄宗在求得杨家女后,他已彻底地迷失了自我,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而是“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取悦美人,他让杨玉环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光彩生门户”,可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这深刻揭露批判统治阶级的荒淫堕落。
而如出水芙蓉的杨玉环,作为一个妃子,应该要母仪天下,尽一个妻子的责任,辅佐丈夫治理国家。但她却集“三千宠爱在一身”,贪图享乐,放纵了唐玄宗,让他沉醉酒色之中。也正应为如此,她背上了红颜祸水的罪名。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李杨的荒乱无道的行为终于导致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结果。在“六军不发无奈何”的情形之下,终于有了“宛转蛾眉马前死”的悲惨结局。行文到了这里,文章的政治讽喻的主题跃然纸上。白居易对李杨的荒乱行为进行了绝妙的讽刺,也是对后世的君王的警醒。
这两段是揭露、批判，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叙事情节复杂曲折，起伏变化，并且载剪得当详略适宜，为后面抒情做铺垫。
然而，随着作品的展开，作者的情感发生了变化。“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从迷梦中惊醒，开始西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玄宗迫于形势,忍痛割爱，将贵妃赐死于马嵬坡。这几句诗写出了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眷恋和即将失去杨玉环的痛苦。正是在这时，作者对贵妃以及被迫失去贵妃的玄宗产生同情之心。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李隆基入蜀的艰辛和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的睹物思人，触景伤情。作者抓住与杨玉环死别后李隆基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描述他失去贵妃后落寞惆怅、难以名状的心境。
此时，作者意在讽谕的创作动机已经无法贯彻下去，从对玄宗痛苦的细致刻画、反复渲染，可以看出作者对李、杨爱情已由最初的嘲讽转为深切的同情，甚至赞美。于是，为了赞颂李、杨坚贞不渝的爱情，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结束，作者借助想象，以浪漫主义的手法，突破生活现实的拘限，虚构出一个虚无飘渺而又可见可感的神话境界，写杨玉环寄居仙境，仍然难忘旧情，对玄宗一往情深。这样，以贵妃的不忘旧情照应玄宗的刻骨思念，作者对李、杨爱情的赞颂之意，不言自明。正是伴随着作者情感的这种转变，《长恨歌》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爱情主题最终确立。
总之，《长恨歌》主题的爱情说，讽喻说以及“双重主题”说，都不完全切合作者原意和作品实际，而以李杨爱情悲剧为题材，面对中唐颓败的社会现实，在笑刺的和谐统一中，奉劝当朝的执政者，切不可以色误国，“垂于将来”才是白居易的真正意图。这种看法也许不尽恰当，还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