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褶裙》以民初的新娘服“百褶裙”为线索写人世的沧桑变化，重在写出历史中的人生和人性。尽管看起来她似乎沉洒于历史的回忆，但现实的描摹恰恰因此而显得深厚活泼。
《金鲤鱼的百褶裙》写的是一位由使女而收房的小妾，她为许家生下唯一的儿子却至死得不到应有的名份和尊重。她生前唯一的奢望，只不过是渴望在儿子的婚礼上穿上绣有喜鹊登梅图案的大红百褶裙,享受一回正室的待遇,可正室却在结婚当天宣布改穿旗袍,这句话使她多年的夙愿化成泡影,最终含恨而死，而阻挡她这一愿望实现的，恰恰正是那个当初亲手将她送给老爷做妾的许大太太!然而，许大太太也并非凶神恶煞的母夜叉，她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只因生了五个女儿而未得儿子，就面临着“老太太要给丈夫娶姨太太”的威胁，虽略施小技将贴身使女金鲤鱼做了老爷的小妾而解除了外来的侵犯，却从此让老爷“归了金鲤鱼”，自己只剩下一个许大太太的空名而已。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女人不仅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而且还是命运悲剧的制造者的深刻命题。封建家庭内天经地义的“一夫多妻”制，不仅使生了五个女儿的许大太太忙不迭地亲自为丈夫挑选小妾奉送，而且还造成了打入“冷宫”的大奶奶既栽害自己又折磨别人的变态心理。林海音对女性充满悲悯和苦涩的同情。
我们再来看朱西宁的《狼》极富中国的人文精神。叙述者“我”是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少年，寄养在二叔二婶家。二婶无子，欲向米打工的大转辘、大富儿等人“借种”，受前者的拒绝，后者的允诺。前者勘破实情，历数二婶冷遇甚至不想收养“我”之过，极其合情合理，高尚洒脱。“狼”构成全篇的隐喻，既是实写“我”心中想象的实狼，又虚写二婶如狼似虎般的求子心理(“性”)。而“猎人”大转辘则作为中国比较正统的道德观念的象征。将“正气”放在一个雇工身上，使小说富有中国式拍勺豪侠之气和乡土色彩。可见那时候的女性的地位极低，更何况金鲤鱼还是妾。
在这里，百褶裙既是一个女人内心思想的表述，凄惨一生的写照，同时，它还是一种政治化的权力象征，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它表明封建等级制度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各个角落。民国时代的风气尚且如此，此前的满清及其更遥远漫长的封建时代更是可想而知。据服装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群中，部落酋长、大祭司的穿戴，跟一般群体成员的就不一样了。《易经》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制定了冠服制度，“汉以后，中国的舆服制度已是相当完备发达的了。
从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各有严格的服制，从服色、服式一直到花纹图案，都有相应规定，不得逾越。祭服、常服，冕衣平装，各有其制；冠笄之礼，长幼之服，各依其时。”难怪衣服的规矩和讲究并不简单，它是繁复的、琐碎的。张氏一一道来，比如，百褶裙的褶子，不光是服装的样式而已，它还是女人家教、仪态的严格试验。又如穿皮子，如果不得法，便被目为暴发户，所以必须分门别类详尽区分不同的“小毛”、“中毛”、“大毛”，并懂得什么季节该穿什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