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底,最初发表在1941年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上,是丁玲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
小说以上世纪40年代初陕北农村的抗战活动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为贞贞的农村女性的不幸遭遇。贞贞是一个生活在偏僻乡村的普通女孩子,她不满于父亲的包办婚姻,去外国教堂寻找避难的方法,却不巧落入前来扫荡的日军手中,被迫做了随营妓女。这期间她曾偷跑回来过,又被派去从事刺探军情的工作,因为患上亟待医治的性病,回到了霞村。可是,她回来后却得不到村人的理解与同情。虽然有少数年轻人“亲热”她,但大多数人鄙视她,逃避讥讽她。最后,贞贞拒绝了初恋情人夏大宝的求婚,选择了远离街巷,到延安寻找新的生活和希望的道路。从贞贞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莎菲的影子。
小说其实是丁玲女性解放主题的延续与发展。以同情和怜爱的视角表现受伤害女性的顽强和纯洁，而参加革命令其获得新生，也使丁玲的小说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丁玲身上还保留着“莎菲时期”对女性身体处境的沉思,始终将“女人的痛苦”放在心上,才能表达出这样的困惑。提出这一困惑,同时意味着丁玲笔下的女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弄得比破鞋还不如……”“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村里人认为贞贞的失贞是因为她没有尽到一个民族子民的责任，不是牺牲了而是选择了活下来。这样就有悖传统的道德教化。诅咒和嘲讽代替了同情和理解。在这些人的眼里,贞贞的不幸失身仿佛是她自己的罪过,村里任何一个女人似乎都比“破鞋都不如”的她更圣洁,更骄傲。显然,贞操这一本源性经验依然是女人立命安身的法宝和准则,失去了贞操,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只有一死了之,才能保持原本的清白。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贞操观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这落后闭塞的小村庄里,它箝制着人们的思想。
《霞村》无疑是红色政权建立后在建设一个新现代民族国家实践过程中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再思考。之前丁玲曾发现现代都市并没有给女性提供更为合适的生存空间,反而是新的无路可走,延安时期她对女性解放意识的提出更发人深思,也更凸显女性意识的重要:因为“‘女性解放’的议程虽然有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相重叠的部分,但并不能被民族、阶级问题全部覆盖。相反,如果从女性角度提出性别秩序问题,将不是强化‘民族’、‘阶级’的整合,而是会暴露民族国家、阶级秩序内部的父权制,并分裂、颠覆民族/阶级的主体形象,从而动摇国族主义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