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法战争中遭受惨败以后的最初阶段，虚弱的国力和军力迫使战败的法国把防御作为战略的基础。法军总参谋部沿着法德新的边境地区建筑了一系列堡垒，计划扼守这一要塞体系，先把入侵者挡住，经过消耗和削弱，尔后再来个决定性的反击。不过，随着国家的重建和实力的恢复，法国的经济繁荣得以再现，在殖民方面更是颇为成功，创建了一个面积和人口上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但是民族仇恨依然在法国人，特别是军人心头燃烧。尽管国内政治上纠纷不断，但能把所有法国人全都团结起来的，便是孚日山脉那一边的苍翠——阿尔萨斯和洛林。
▲凡尔登战场上在断壁残垣中鏖战正酣的法德两军士兵。此次战役持续长达10个月之久，是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死伤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
可惜只要德国还是俾斯麦掌权，法国就很难找到强大盟友并有机会实施报复。然而，当好大喜功却缺乏经验的德皇威廉二世，解除了不支持他称霸世界幻想的老首相职务后，法国得以稳步增加其在欧洲大陆上的联盟。1894年，法国毫不犹豫地和俄国沙皇结成了联盟。1904年，德国因扩充海军与海外扩张而与英国关系恶化，而法国则以在商业竞争和殖民地划分上的友好谅解，与英国达成了“亲切的协约”。法国还用同样的方式，排解了英国和俄国的分歧，使二者也联合了起来（1907）。意大利虽是德国的同盟，却和法国也有秘密谅解。这样一来，奥地利便成为德国最后的重要同盟。
▲在这张宣传画中，使用3位女性形象——玛丽亚娜、祖国母亲和不列颠尼娅分别代表协约国的3个主要成员：法国、俄国和英国。其中，玛丽亚娜是自“大革命”以来强调团结、统一的共和国的象征，巴黎共和国广场以及法国各市镇厅都安放有她的半身像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对法国年复一年仍困处守势，滋长了厌倦情绪，跃跃欲试地开始提出疑问。他们认为防御违背了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在高谈阔论说进攻才应最适合法国国民的气质。这种学说最早源出于一个在普法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当·迪皮克上校，他所著的《战斗之研究》在其死后才出版。即使面对工业化与现代火力，迪皮克断言：人仍然是战斗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他曾仔细研究了哪些因素能使人积极作战，并写过一篇相当好的关于作战心理学方面的论文。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认为在战争中精神因素压倒物质因素，即思想可以征服物质。因此，他认为胜败完全是思想状态的产物，而非取决于物质力量，赢得战争胜利靠得是参战个人的勇猛。
这些观点后来被斐迪南·福煦在战争学院的授课中所发挥。他也强调了心理方面的特殊重要性，说战争是一幕充满恐怖的戏剧，胜负将由精神因素来决定。战斗的目的不是毁在敌军的物质，真正目标是打击其士气。哪一方有较大的勇气而不向任何失败的观念屈服，也就能击败决心较差的敌人。这可见于他的一些名言：“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战争是精神力量的考验”（“胜利即意志”）。他还指出，只有进攻战才能在战争中奏效，因为进攻者享有精神上的优势，集中兵力加上高速度就是通向胜利的主要途径。动摇敌人意志的最理想的战略是机动作战，因为这种作战样式既能达到突然性、又能瓦解敌方士气。
不过福煦也提出警告，认为那种光凭士气便能克敌制胜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见解”，“有较大意志力和智力的人常能获胜”。在他的两本著作《战争原理》和《作战指导》中，细叙了前卫部队的布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诸要素，服从与纪律之必需等等。但福煦错误估计了自动武器的作用，甚至辩解说火力增强对进攻而不是防御有利。这种观点加上对精神力量的推崇，导致福煦在法国总参谋部的信徒们得出法国步兵在进攻中是不可抗拒的结论。可惜，他们所掌握的只是福煦军事原理的末节而非基础。
▲德国虽强调在战斗中夺取主动权和进攻的重要性，但没有象法国那样走极端。攻势原则的倡导者福煦（如图）错误地认为，火力增强对攻守双方同样有利，但仍未忽视隐蔽物的运用以及保密性。可那些狂热的追随者曲解、滥用了他的理论，片面主张不论任何条件、任何时间、不惜任何代价盲目实施攻击
这些人找到了“一位心肠火热，才华出众的军官”——路易·卢瓦佐·德·格朗梅松上校作为其代言人，他是总参谋部任第三处即作战处处长。1911年，他在战争学院作了两次演讲，向听众们指明了法兰西的致胜之道。他所大谈特谈的是“冲动”，它的精义在于殊死进攻。“一经交战，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须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发挥到极限。”他说：“在攻势中，鲁莽就是最好的保证……让我们宁可过度，而绝不要不及……对于攻击只有两件事是必要的，知道敌人在哪里，和决定我们应做什么，至于敌人的意图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对于1871年法国被迫割地赔款的悲惨回忆，他则灌输以下硬性的教条，即甚至于每一寸国土都必须死守到底，如果领土已经丧失，那就必须立即发动进攻来予以夺回，不管当时机会是如何不适当。
那些“无论如何都要进攻”的军人必胜意志影响了于1912年出任法军总参谋长的约瑟夫·霞飞将军，随即这个“进攻到底”的学说便被军方高层正式接受了，于是这个思想的“门徒”也构成了霞飞的左右亲信，从而控制了整个法国陆军，并使他们的新学派的理论有了付诸实施的机会。这批人摈弃了原先的防御方针，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进攻方案，即被称为“第17号”的计划，因为它是1871年以来被批准的第十七个计划。它于1913年4月制订完成，未经讨论、也没有征求意见就草草通过了。这项计划是以直接的正面进攻为基础，主张集中所有的兵力，全力发起猛烈的攻势，重新夺回法国东部被强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然后跨过莱茵河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带直到其首都柏林为止。但其实，与德国相比，法国的人口处于劣势。因此对法军那些高级将领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到一条能够平衡对手数量优势的取胜之道，而不是盲目的冲上去。
▲霞飞大腹便便、一脸慈祥，被亲切地称为“老爹”。但外表掩盖了其坚强的个性。他平静，有耐心，并有条不紊，很勇敢、坚定和大胆；不过有时也非常固执，思维和决策迟钝，讨厌那些试图改变他想法的企图。他确实不算才华出众，可也不会被吓倒，更不会惊慌失措
与此同时，法军总参谋部也受到所属第二处——又称情报处——搜集的许多情报，充分证实了德国人要动用强大兵力经比利时对法国军队实施迂回包围。这就使法国人不能不重视这一重大威胁，不过他们认为德军在其右翼投入的兵力越大，他们在左翼和中央的兵力就要相应减少，法军也就可以在这一带达成突破。法军副总参谋长诺埃尔·爱德华·德·卡斯特尔诺将军认为，德国必定会在东面投入较多兵力对付俄国人，可用于法国战场的军队人数必受牵制，他们如果再在比利时投入大量兵力，“对我方就越是有利”，法军对德军中央和左翼就会具有优势，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
法国最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波拿巴曾认为，求胜的意志是战场上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不言而喻，这点在18、19世纪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到了20世纪，这种思想也就与技术的不断发展的现实和残酷的实战经验日趋脱节了。可法军将领们却仍把它视为实现自己愿望的唯一方法，并将之推向了可笑的——同时也是可悲和可怕的极端。和第17号计划同时一并通过并颁布的新版《野战条例》，开头便是豪言壮语、气概不凡：“法国陆军现已恢复其传统，自今而后除进攻外，不知其它律令。”它宣布：“惟有进攻战才能达到积极的战果。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动进攻乃是可靠的取胜之道。”条例还教导士兵说：“军心士气重于一切，一切战争都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一旦失去征服敌人的希望，失败便不可避免。胜利并不属于蒙受伤亡最少的一方，而是归于意志最坚强、士气最旺盛的一方。”
条例把防御战踩在脚下不屑一顾，所开列的8条军令杀气腾腾：“决战”、“锐意进攻，毫不犹豫”、“勇猛凶狠、坚忍不拔”、“摧跨敌方斗志”、“无情追击，不顾疲劳”……却没有一处述及火力、物资，甚至不包括临时凑合的土木工事和筑垒的规定。它的制定者并不认为敌方火炮和机枪可以产生更大威力，也没有采取措施设法减少因此而造成惨重伤亡的可能性。接下来的几个月，法国便是在这一计划及条例的基础上改编法国陆军。在1913年的夏季演习中，法军仍是以19世纪早期的队形出现，上着刺刀、以密集队形进攻，而且也没有任何炮兵准备射击。伴随他们的是鲜艳的军旗和热闹的军乐队。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之后便已采用卡其军服，德国也正把蓝军装改成土灰色，但法国兵仍然是一身华而不实的花哨穿戴——暗蓝色短上衣和猩红色的军帽、裤子；军官带着白头套，修饰得漂漂亮亮走在队伍前面。
▲由于受到进攻学派狂热思想的感染，20世纪时代的法军仍是以100年前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上刺刀、以密集的队形进攻。贝当众人揭醉我独醒，发表了批评，却被视为异端邪说，一度受到排挤
到1914年2月，第17号计划已安排就绪。法国陆军从上到下，几乎都已受到这种狂热思想的感染，完全沉醉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