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科学家完成的一项其实技术上和概念上都没有太多亮点的研究，也就是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及其同事利用一种名为“CRISPR”的基因编辑技术，试图修复存在遗传缺陷的人类胚胎，把“基因编辑”“CRISPR”“基因技术改造人类”等等听起来高深莫测或耸人听闻的名词一股脑推送到公众视野中。
过去几周，笔者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看到不少站在伦理和道德高度展开的讨论，然而，其中不乏就连事件本身的技术背景都不甚了了者。
让我们从CRISPR技术改造人类胚胎这一热门事件中抽身，回望并重温历史，好好掰扯掰扯通过基因疗法治疗疾病的那些事儿吧。这也是一段在科学发现和商业开发之间充满爱恨情仇的故事。
基因疗法的目标何在？
在开始正式讲述基因疗法的科学原理和历史沿革之前，让我们先退后一步，弄清楚人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所谓的“基因疗法”，它到底是如何帮助我们的？
这个问题，如果要从专业层面回答，可能需要上千字。不过，笔者也可以用一句话勉强地简要回答：基因疗法的主要目的是治疗单基因遗传病。
那么，什么是单基因遗传病呢？
在现代医学的词典里，能够清楚命名和定义的疾病就有成千上万种。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按照病因，把它们粗略地画在一条连续的疾病光谱上。光谱的一端是完全由外源因素引起的疾病，其代表是病原微生物引发的疾病，诸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艾滋病（AIDS）、结核分歧杆菌引起的肺结核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困扰我们的感冒、发烧等绝大多数疾病，也是由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的。
而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完全由内源因素引起的疾病，也就是遗传病。我们知道，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黑发碧眼等等性状，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从父母亲那里分别继承来的两套遗传密码——隐藏在每一个细胞深处的基因组DNA序列——所控制的。即便不是科学背景出身，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初中生物课上学到的遗传信息控制性状的经典例子，例如单/双眼皮、ABO血型、卷舌与否等等。而如果人类基因组中的某些特定基因，因为某种原因出现了DNA序列的遗传改变，使得人体某种生理活动出现异常从而导致疾病，我们一般笼统称之为遗传病。
这类疾病中，有病因学相对简单的所谓“单基因”疾病。比较为人所知的例子有地中海贫血症（“地贫”），它是由于人体基因组中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HBA1, HBA2, HBB）存在遗传缺陷，导致血红蛋白携带氧气的功能降低从而产生的疾病。白化病也是一个相似的例子，它是由于基因组里编码酪氨酸酶（Tyrosinase）的基因产生变异，从而失去合成黑色素的能力而产生的。当然，也存在大量由多个遗传缺陷共同参与引发的所谓“多基因遗传病”。其中一个在国内媒体上曝光率较高的例子，是俗称“兔唇”的先天性唇腭裂。目前，已知可能与先天性唇腭裂发病相关的遗传缺陷基因就多达数十种。很自然，由于在多基因遗传病里每一个疾病相关基因对疾病的贡献通常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因而相比单基因遗传病，完全理解多基因遗传病的病因显然要困难许多。
再回到我们所说的“疾病光谱”，其中央位置分布着恒河沙数般的大量疾病种类。按照目前医学的理解，它们的病因是内源和外源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说深刻困扰当今社会的各种“现代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精神类疾病如抑郁症等等。有大量的人类遗传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这些疾病的病因既有遗传因素的贡献——如高血压症状存在一定程度家族性遗传的倾向，一个人如果长辈中出现过高血压病史，自身患高血压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同时，这些疾病的发生也有环境和生活习惯因素的贡献，例如缺乏运动、碳水化合物和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都是二型糖尿病的诱发因素。
顺便说一句，困扰笔者30年的高度近视，目前也被普遍认为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大规模人群的家系分析，已经发现了数十个与近视发病高度相关的遗传位点，而与此同时，近距离工作和缺乏户外运动也被证明与近视发病有密切的关联。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相较于糖尿病、高血压和近视，再相比艾滋病、肝炎和各种细菌感染，甚至比起各种多基因遗传病，单基因遗传病似乎离我们相当遥远不是吗？即便是相对熟悉的地中海贫血症、白化病，我们也更多的是从新闻里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看到感受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搞出一整套所谓基因疗法的系统，去解决这些相对小众和“冷门”的疾病呢？用这些精力和资源开发更好的治疗手段，更好地帮助我们对抗糖尿病，对抗高血压，对抗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不是更好吗？
抛开“每个生命都同等重要”的伦理逻辑不谈，答案里面其实蕴涵着两套出发点不同、但却同等要紧的科研逻辑。
从技术层面出发的逻辑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依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储备，我们能够有足够信心设计基因治疗方案从而对其实现有效治疗的疾病，也主要是单基因遗传病“而已”，具体原因后文会慢慢谈及。
然而，读者也不要就此绝望。因为这里隐含的第二个逻辑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理解和治疗单基因疾病，那么以此为技术储备和出发点，我们应该有能力循着知识积累和技术进化的路径，慢慢逼近并攻克更复杂、更顽固，也更加普遍的疾病。就像莱特兄弟驾驶飞行了十几秒的“飞行者一号”，百年后化身为展翅翱翔的“波音、空客”；也如同如今一枚苹果手表的运算能力，要远远超过50多年前装满几间屋子的庞然大物“ENIAC计算机”。人类过去数百年自我进化的能力，让我们有理由对基因疗法更广泛的用途保持乐观。
看到这里，如果读者已经对单基因遗传病有所了解，也开始相信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的治疗不仅对患者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有意义的话，你们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问出下一个问题：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基因疗法啊？它又是怎样帮助我们治疗单基因遗传病呢？
基因疗法到底是什么？
知道了什么是单基因遗传病，读者应该会很容易理解基因疗法的基本概念了：笼统而言，基因疗法就是把导致遗传病的基因缺陷通过各种手段给“修补”好，从而减轻或治愈相关的疾病。
举个例子，有一种名为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ADA-SCID）的罕见遗传病，其发病率小于十万分之一，而患者的免疫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这种疾病是由患者第20号染色体上一个编码腺苷脱氨酶（ADA, Adenosine Deaminase）的基因出现遗传突变失去原有功能导致的。抛开对其背后复杂病理的分析不谈，一个简单的治疗思路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干脆在人体里放回一个正确的ADA基因就行了，放回去的“正确”ADA基因能够编码功能正常的腺苷脱氨酶，从而恢复患者的免疫机能。
如果您看到这里还没有迷惑，那么恭喜您已经掌握了基因疗法的基本要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基因疗法的首例临床应用，就是在199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William French Anderson医生成功治疗了一位四岁小女孩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DeSilva至今仍健康生活着，但是她需要经常性的接受类似的手术以确保基因疗法的持续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白细胞的寿命只有数月，因此需要每隔几个月就利用基因疗法“修改”新生的白细胞）。同时，她还需要定期注射长效腺苷脱氨酶蛋白（下文将继续涉及）。因此，在清晰的历史意义之外，DeSilva的康复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基因疗法的成功仍然难以界定。
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基因疗法定义之外，笔者认为，我们不妨把另一种治疗思路也纳入基因疗法的范畴中。还是用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做例子吧，既然患者的ADA基因出现缺陷，无法合成正常功能的腺苷脱氨酶，那么除了把正常的ADA基因放回患者基因组DNA中之外，还有一个治疗的思路就是，干脆直接给患者注射功能正常的腺苷脱氨酶。事实上，首例基因疗法应用中的小病号Ashanti DeSilva，就是通过两种办法的联合使用重新获得健康的。
1990年之后，世界范围内有超过1600例基因疗法的临床实验陆续开展，医生们在世界各地充满乐观地挽起袖子打算攻克一个个单基因遗传病，他们确实也在上千例患者身上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从原理上看，基因疗法的逻辑似乎并不难理解，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还要更容易一些：这不就是传统经验里“缺什么补什么”的现代医学版本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乐观地期待，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人类单基因遗传病会得到全面而有效的治疗，然后我们就能够以此为出发点开始征服更复杂的遗传疾病了呢？
答案为令人失望的“不是”。
基因疗法的瓶颈在哪里？
轰轰烈烈的上千起临床试验，给出了一地鸡毛式的成果。在几千例成功实践之外，绝大多数基因疗法的尝试半途而废。而即便在成功的方法中，每年接受治疗的患者数目也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反倒是几次失败的案例震惊全球，极大地阻碍了这类技术在临床层面的探索和应用（此系列文章会继续讲到这些失败）。
其中的瓶颈有许多。一个显而易见的非技术瓶颈是，基因疗法本质上是完全“个体化”的。每一例病人的治疗，都必须针对病人自身的细胞和基因组进行操作（请回忆上文提到的首例基因疗法的操作过程），因此无法通过规模生产有效地降低成本。据测算，基因疗法的成本接近每位病人2百万美元，同时需要专门医疗团队长时间地追踪，高昂的代价阻止了这项技术的大规模推广。
而在技术层面，有两个难以撼动的障碍从基因疗法的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诞生起，就一直困扰着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甚至到今天，我们都很难说对胜利攻克这些障碍有足够的把握。
首先看看第一个障碍：如何让治疗疾病的DNA进入人体细胞？
我们还是可以借用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核心就是让病人重新拥有功能正常的腺苷脱氨酶，不管是把正常的ADA基因引入患者基因组DNA，使得患者的细胞可以重新自身合成正常的腺苷脱氨酶，还是直接在患者身体内注射正常的腺苷脱氨酶蛋白，应该都可以起到类似的治疗效果。
但是且慢，腺苷脱氨酶是一个分布极其广泛、功能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几乎所有人体细胞都表达这个蛋白质。我们目前认为，与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相关的，主要是表达在人类白细胞特别是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中的腺苷脱氨酶。因此，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我们需要把ADA基因引入大量的白细胞中，这样人体才能合成足够量的腺苷脱氨酶。可以想象，如果ADA基因仅仅被导入到数量有限的白细胞中的话，其能够合成的正常腺苷脱氨酶是很有限的，治疗效果也就难言理想。事实上，即便是首例成功接受基因疗法的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患者Ashanti DeSilva，也仍然需要定期重新接受基因治疗并辅助注射长效腺苷脱氨酶蛋白才能保持健康。
在几十亿年漫长进化中形成的人类身体，是一架运转极其精密的机器。不，其实类比机器是对人类身体机能和构造的贬低，因为人类所制造的全部机器，还没有任何一台能在结构、功能、鲁棒性、可塑性等等任何方面能够与人类自身相提并论。人类身体内的细胞种类、分布和结构极其复杂，就拿我们这里涉及到的淋巴细胞为例，其产生于包括胸腺和骨髓在内的淋巴器官，受微观环境和相关信号因子的刺激而成熟并迁移至身体各处，在面对外来病原的刺激时大量增殖并发挥免疫功能。这些细胞的形态、位置、生命周期复杂多变，想要在实验操作中把ADA基因准确插入到所有这些细胞中（或者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又谈何容易！
在实验室研究中，生物学家们其实已经发展了不少将外源基因引入细胞的人工方法。比如我们通过电击在细胞膜表面产生微小的穿孔，从而允许DNA自由进入；我们也可以将DNA包裹在类似细胞膜结构的脂质体内，通过细胞膜融合进入细胞等等。但是，面对大量的人类细胞，类似的操作仍然显得效率过于低下。因此在临床应用中，科学家和医生们更多地还是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当然不是说求神拜佛，也不是听天由命。科学家和医生们手里的工具，说起来可能还有些可怕，它们是要动用人类最先进的成像工具才能勉强看见、但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摧毁生命的病毒。
（作者：王立铭，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和浙江省千人计划入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