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势力一经兴起，便如澎湃怒潮般不可遏止。周围定居民族固然对游牧文化的形成有其影响，但待游牧文化独立成长，却倒反也对定居民族文化发生反影响。
骑马技术便是震动全人类的世界性学习项目，其影响的意义，不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竞试核子爆炸。
在于中国，当汉族面临这股自草原加压而来的巨大力量时，第一个反应，亦即感到必须立刻学习如何适应。
纪元前五世纪中晋国分裂形势确定之初，赵襄子攻灭劲敌之一智伯而以其头颅为饮器，
已明显见到汉族如何感染了西徐亚—胡人风俗。
马上战斗技术与陪伴发明的马具类，自此迅速导入黄河流域。
纪元前三〇七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个著名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说明，这已不是汉人追随胡人步伐的开始，而是胡化运动高潮，所以苏秦游说六国，已有赵、楚各万骑，燕、魏各六千骑的介绍。
汉人学习胡化，堪重视又须连带转变一部分根深蒂固的定居生活习惯，便是所谓“胡服”，一种与传统汉式宽袖长衣迥异的服装，配有革带与革制长靴的窄袖短装。
还有带钩的使用，年代属于战国以前的中原坟墓中，从无此类带钩出土。铠甲也是，汉族或前汉族向来习惯所用为笨重的皮甲（犀牛皮），战国以来才改用铁制甲胄。
还有，艺术上动物与骑射狩猎图案的传入。
军事学内容也随之剧变，战斗主力由传统的战车变为骑兵。
骑术使攻击力增大，也唯有骑术才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兵力，而运动战与机动突击，均非旧时军事思想，乃是全新的战术。
所以，战国铁器文化固然影响北亚细亚游牧文化，但“胡化”也对战国文化产生冲击，汉族已处于胡化不足以抗拒游牧民族的境地，赵国的带头，又因了此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标准胡人根据地鄂尔多斯最接近。
这个现象具体说明了一项事实：当此时期，胡人游牧文化非但已能与汉族文化立于对等地位，并且还使文明的汉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低头。
虽然最早的汉族，也因此而受惠，得在接受刺激下推动汉族文化再向上与再进步。
到汉朝，匈奴文化中大量容纳汉朝文化要素，却又因匈奴世界性活动，而汉族中国得被援引，第一次在历史上参加了更广大的世界圈。
汉族定型并建设统一性民族国家的差不多同时，草原上最早的匈奴游牧国家也正在形成，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关键性认识。
而且，值此世界性游牧文化泛滥北半个欧亚大陆之际，汉族即使不遇到匈奴，也定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
恒久上演的“长城内外抗争剧”，自此揭开了第一幕。
比匈奴历史更早的羌族，与匈奴同时的东胡，继匈奴而起的突厥等等，又从而交替代表北方，与汉族共同演出，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角，奠定了以后二千年中国历史双轨性基础。
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并行成双轨发展，一方面又相互不断冲突与融和，交织构成了迄于十七世纪清朝的全盘中国历史内容。
这种情形，正便是亚洲历史的缩影，而其答案须从地理形势求得。
今日历史地理学者翻开亚洲地图，习惯以亚洲东北部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相接，斜向划一直线，而区分亚洲为两大部分。直线以南，包含中国东部与南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印度半岛，以及菲律宾、印尼诸岛。直线以北，包含西伯利亚、蒙古、新疆、中亚细亚、西南亚。这南、北两大地域并无适当名词可以赋予，一般称前一地域为Ａ地域，后一地域为Ｂ地域。
Ａ地域便是地理学上的湿润地带，这个地域，年雨量最低也在五百公厘以上，最高可达数千公厘，且存在世界最长的河流。土地表面多耕地与森林，主要栽植的植物为稻，家畜则为牛。
Ｂ地域系与Ａ地域强烈对照的干燥地带，心脏区在中亚细亚。除里海与埃布尔兹（Ｅｌｂｕｒｚ）山脉间的细长带形平原，河川纵横，雨量多，同于湿润地带而多水田，形成干燥地带中的特殊地区以外，其余地区，年雨量均在五百公厘以下，甚至二五〇公厘以下。沃洲、草原、沙漠间杂（西伯利亚则森林）。主要栽培植物为麦，家畜则为羊。
如上简单说明的亚洲两大地域，因自然条件差异，人类经济基础暨生活手段，以及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发生差别。
所以，亚洲历史便形成这两个地域长时期的个别发展，而中国版图兼有Ａ、Ｂ两地域，也铸定了相同的发展路线。
要一直待到清朝极盛时代，政治上统一成功，而长城内外之争与中国历史的双轨性，才告一总结。
汉族非必要时不越出长城线，但草原的地理条件永远是其最大限制，尽管远征军一次又一次深入草原，却没有一次能作较长时间的占领，更不必想望统一耕地—草原，或移民往北尝试汉化草原环境。
惟其如此，汉族登上草原之后，即使一切顺利，处理方式也不出两途：歼灭敌人主力与作一次全面性扫荡，驱逐游牧民族往更远处，占领便告结束；或者，在军事优势下，压迫游牧民族投降，服从汉族领导，占领也告结束。
游牧民族方面，无论早期投降式进入长城，或后期从侵入发展到征服，其移住长城之内的事实则一，而待到进入长城与人数比他们多过数十倍的汉族共同生活，遭遇命运也相共通。
最初，必须放弃部分机动性，以及修正固有游牧经济社会形态来学习汉化，才能适应汉族环境。
以后，待不断调整经济机能与生活方式至完全适应汉族环境时，他们也已全行丧失机动能力而成为农耕汉族。
这条历史轨迹几乎成为公式化，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附庸游牧民族或征服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进入汉族中国，结局如同汉族登上草原，不发生什么决定性影响。
游牧民族移住汉族过程中，堪注意是被放弃与空虚了的原居住草原地区，立刻会有另一批移动性游牧民族填补。或者说，另一类新的游牧民族开始活跃于草原。
这种草原主人递棒或接力式出现与嬗代，正代表了游牧历史一大特征，与定居社会的朝代嬗代为同一意义。
但古代游牧世界主权授受转移的新陈代谢研究，却不能如对定居社会的顺利，今日给予学术界相当困惑。
前来后往游牧民族的种类以及相互关系，首先便不易肯定，经过几次移动或征服、通婚或混合，民族血统系谱的辨明，已是棘手问题。
而且，游牧集团政治形态，往往发展为某一部落领导的征服姓氏部族大联合，混血范围因此愈为扩大。
再当联盟领袖死亡而继位者无力约束联盟成员，或者，领导氏部族间自行内讧，或者，遭遇无可抗拒的天灾或外来巨大压力时，联盟都会立刻分裂，支配集团本身也会散成一个个小部落。
一个时期之后，再由新出现的强有力统治者与统治集团重行组合联盟，再组合的成员可能仍如旧日，也可能加入新的分子。
如果仍由旧联盟支配者小部落之一统一本族，并进而联合其他分子，那便是复兴；如果由参加的新分子领导，或者原属旧联盟的另一成员部族崛起成为领袖，那便是一个新的“朝代”。
一个时期之后，又再解体，又再开始另一次新的组合与新的循环。游牧民族组合再组合，游牧世界以外的人不容易觉察与区别，于是民族血统以外，又再增加了大联合成分与性质辨明的困难。
游牧政治集团又无国家或朝代的正式名称，定居社会用以称呼的，因此只系所认识当时联盟领导集团名词以一概全，这种情况，可以最早雄长飞扬于大草原上的匈奴为例证。
“匈奴”只是代表性名称，本族之外，凡属匈奴游牧大帝国联盟成员：突厥系诸民族、东胡系诸民族、西方系的塞种、今日藏族前身的羌族，还有投奔草原胡化了的汉族，都划一被称为“匈奴”。
这些部族当匈奴强盛时代，全体被“匈奴”这个名词所概括，唯有他们参加联盟以前，以及匈奴衰退、联盟破坏，他们自身的民族称谓才被认识。以后匈奴人一部分投入长城之内，一部分西迁欧洲，这些都不可能全属匈奴本族，留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与原匈奴联盟其他会员民族，或其他新自草原以外加入游牧阵营的民族混合，尤属必然。
史料中便有十万余落匈奴人（也非必全属匈奴本族）参加鲜卑集团的记录，自此匈奴草原历史中断，匈奴民族名词，倒反便被鲜卑与其他同时期诸民族所替代。“新”民族中具有匈奴人血统为不言而喻，但血统上如何调整，则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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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如此，要确认草原游牧民族间如何分？如何合？完整系统恐怕非历史界在可预见的期间内能拟定。
愈增加困难的，游牧民族本身都没有历史记录，迄于目前，了解的都只是大概。
同时欧亚大陆游牧世界有其整体性，自西而东，或自东而西，任何一地区的局部形势，推进或撤退，都容易影响全体。
历史时间愈往后移，关系也愈复杂，说明愈增加困难，这是草原历史所以只能较定居社会简单的一大原因。
但不论如何，草原游牧民族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路线，则是具体而清晰的：一方面，本身的新陈代谢，波涛起伏不停；另一方面，与定居社会间的相互排斥以及不断斗争。
从中国历史说，当匈奴联盟解体，便会有草原侧翼的东胡系鲜卑与草原背后的突厥，相继兴起接收草原，接替游牧政权，使汉族北面，不但整个都是敌人，也恒久都是敌人，而接触的地点，则是万里长城。
长城地区尽管恒久是个战场，不是汉族越出攻击草原，便是游牧民族突入侵略汉族中国。但无论长城的出或入，却都不具有决定性。
汉族不可能在草原上定居，游牧民族进入长城内便会被同化，汉族仍然是汉族，草原游牧民族则是一波之后又一波，两个世界始终对峙。
十三世纪统一欧亚大陆的蒙古人，虽也一度统一中国耕地与草原，结果却是失败。
这种局面的结束，须待长城历史届抵二千年的十七世纪来临。而终止斗争并统一长城内外的，主角既不是汉族，也不是草原上游牧民族，乃是接近耕地，同时也接近草原，对双方都有相当认识和经验的中国东北境内满洲人，虽然满洲人最后同样逃不脱汉化的历史命运。
○摘自《姚著中国史》姚大中（著），华夏出版社授权首发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