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历史人物织田信长所处的时代，被后世称为“战国时代”。按字义而言，乃是战争不断的时代，但其实当时的情况远非“战国”二字所能概括。简而言之，当时的日本室町幕府受千年一遇的气候影响，各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饥荒。加上旱灾、水灾、风灾以及一揆(民变)争夺资源的小战争，日本人的生命时常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然而，当时的日本亦处于经济向上发展的时期。从现存的遗迹可见，当时的消费力并没有因为灾害而受到打击。应仁文明之乱后，长驻在京的大名、公卿等人回乡，使正在发展的地方经济有了很大起色。
当时的日本有三大统治阶层：首先是贵族，以天皇、朝廷为代表；其次是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士；最后是宗教团体。三个阶层经常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一直是权力拥有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联手的目的是压榨、管制平民，从平民身上拿粮食、金钱维持他们的统治。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政府的观念。权力者不需要去管好他们的人民，也不会想其统治是不是有利于人民。平民饿死了或是有什么问题，权力者都觉得是麻烦事，但不会去解决，除非影响到了自己的利益。战国时代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没有统一的司法制度，领主就是绝对的法律。
在这个时代，扎根于各地的实力者自然顺应时势，抢占各种资源。这种形势下，各地开始出现能够纠合松散力量的权力者，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地方豪族、寺社、村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要让这些势力、村落服从，权力者必须成为一个有力的保护者，能平衡各方的利益、缓和矛盾并抵御外来入侵。各地方势力也需要有足够实力的权力者保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开始孕育出新的权力体制，即所谓的“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虽然是顺应当时社会孕育而成的新型权力体，但他们亦需要传统的权威，也就是将军、天皇、寺社为自己正名。因此，战国大名制度虽然取代了从前的守护体制，但仍然带有一定的旧体制色彩。信长出生时的1530年正是战国大名陆续登场的时期。所以，信长出生时的日本已是战国时代最盛期的阶段。
在弱肉强食、兵不厌诈的战国时代，既要面对百年不遇的反常天气，又要面对政治混乱、自食其力的乱世。上至天皇贵族、诸国大名，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所以“战国”这个词并不单单指各封建主之间的战乱，也指当时的社会大乱。
总之， 应仁文明之乱爆发后，全日本的大半守护大名、国人分成东西两方而战，室町幕府走向摇摇欲坠的边缘，各地势力趁机纷纷崛起，民众为了生存也开始团结起来。就这样，历时约百年，全日本乱战的战国时代开始。大约30年后，战国日本进入第一次安定期。各地方的有力大名开始统一周边地方，积累实力，向更远的他国扩张。如越后长尾氏、越前朝仓氏、尾张织田氏、甲斐武田氏、骏河今川氏、防长大内氏、出云尼子氏、丰后大友氏等等。
随着领地扩大，与邻近的有力大名开始出现敌对关系也是理所当然。各大名都为此，或战争，或和平，或灭亡。其中，生存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乱世，和平的例子可谓少之又少。不过，当时仍有东国今川氏、北条氏、武田氏、上杉(长尾)氏等大名的合纵连横。
当时，大名为了保障领地安泰，发展领国，争夺仅有的资源，开始互相“结盟”。不过，出乎意料的是，“结盟”在中世纪的日本却是一个很新颖的词。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结盟”、“同盟”都不常出现在史籍上，仿佛当时的日本人对“盟”这个行为没有概念似的。其实，战国时代以前的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军事行动与他国“结盟”、“同盟”。
强调社会阶级绝对性的中世纪日本，两个同等地位的人要共同参与政治或军事行动，其中一方必先向另一方臣服，即向其低头，才可继续合作。源平合战时的源(木曾)义仲及源赖朝的对立，正反映了这个原则。南北朝初期的足利尊氏及佐佐木道誉同为鎌仓御家人，但因受天皇重视而以尊氏为首魁。换言之，如果“结盟”的前提是各方平等，到室町时代初期为止，日本武士社会即使有共同理念及目标，也没有平等的“同盟”概念。打破这个旧有常规的，便是室町中期出现的“国人一揆”。
这里要解释一个词，“一揆”。“一揆”出典于《孟子·离娄下》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揆”的意思主要有两个，一是从上述的语源派生出来的，与“轨”同义，为量度、规则、方法之意；二是中国古代宰相的指称，比如把国家首相称为首揆。室町日本的“一揆”的概念，明显便是前者。故此，“一揆”原意是把方法、规则统一，后转化成为不同的团体或人，以同一个目标或理念集结统合起来。这种行为如果落实到平民百姓身上就往往是反抗统治者的暴动，如果落实到地方上有势力者——国人身上，就是“结盟”、“同盟”的雏形。
室町前中期出现“国人一揆”的产生背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其中一个主因是由于各国人家族领地的发展时，与其他家族扯上利害关系，甚至出现纠纷的地步。所谓利害关系，就是指农地、山泽资源的权利争执和防止领民逃跑的对策等等。这些纠纷如果都用武力来解决，往往损耗过大，因此必须以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便出现各家以“相议”取代武力去平衡利害的方法，即是一揆，并以相互提交“一揆契约”而结成。换言之，其与结盟的基本精神是同义的。
除了内政，邻近国人在政治及军事对应上的任何举动，大大小小都对他方做成影响。所谓唇亡齿寒，任何一方出现奇怪举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上当时的日本一直处于非中央集权体制状态，各地方的司法权、武力行使等都基本上是通过天皇、将军等公权力的承认及保证，由国人、寺院等自行拥有。因此，各方的行动完全是应付中央政权的同时，以自身的利益出发。当还未出现大的领国大名时，各方势力为了防止危害己方利益分子的出现，在相关政治问题上，希望各方能够步伐一致的要求也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互不侵犯的保障。
▲一揆誓书
总之，在“一揆契约”的内容中，例如“大事小事相互合力协助”、“相谈”等词句往往都是必见的，从此也反映其意义。可是，国人一揆只是以缔结一揆契约来维持同盟关系，其具体诉求与后来战国时代出现的大名级同盟可谓大相径庭。
前者的内容是只围绕一揆成员之间的共同利害问题，以及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共同体以外的事宜上务求一致行动，以保障己方。战国时代的同盟，却不是为了缔结共同体的意识，而是纯粹地为解决关系各方的纠纷，或为了一时停止两方(或多方)的敌对，又或者为了共同利害而做的权宜之计。
▲古代日本地图
另外，国人一揆以同地域的同族或非同族邻近领主群为基本，其领域小的是同郡，大的也不过是邻近数郡而成的联合体，所以共同体意识浓厚。相反战国时代的同盟大抵是拥有一国或以上的大名居多，故其参与人数也比一揆的少，对结盟对手，也是基于“邻国”这种非共同意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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