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徐宝山堪称旧中国最大的盐枭。1866年徐宝山生于江苏镇江。徐宝山早年在江淮一带贩卖私盐，后加入青帮，成为著名的“盐枭”头目和帮会首领。他还联络加入洪门，创设“春宝山”山堂，建立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帮会武装，成为清朝统治的威胁力量。徐宝山是上海青帮四大势力中扬州青帮的创始人，也和四大势力之一的山东青帮张仁奎关系莫逆。
徐宝山贩盐集团从自己势力深厚的两淮盐场将盐贩往江南发售，获取了暴利。清军的缉私营官兵也非常识相，并不敢得罪徐宝山一伙，往往听之任之。在清朝的盐业执法中贩私与缉私双方互相勾结共同盈利是常见现象，更何况清末的青帮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军警内部。徐宝山一伙人多势众，本人江湖地位高（他是青帮大字辈成员）熟悉江湖门道和中国潜规则，所以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
到了1899年，徐宝山已经是南方最大的盐枭之一，不光他的盐船畅通无阻，收取其他盐枭的保护费也成了其团伙的主营业务，当时挂靠在“春宝山”山堂名下的盐船高达700多艘。徐宝山本人在非法生意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更好的发展，1900年，徐宝山归顺清朝，为清廷效忠。徐宝山归顺后的职位是新胜（水师）缉私营管带，这等于是让耗子看仓库，徐宝山自己团伙的私盐贩运更加猖獗。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又任命徐兼虎字陆营管带，让徐宝山水路人马齐全。徐宝山回报刘坤一的方式就是大力清缴自己的竞争对手，消灭各路土匪，一时间江淮地区治安情况大幅度好转。清朝盐务专卖和徐宝山团伙的私盐贩卖都有了保障，民间缙绅、盐商对这种能带来秩序的盐枭也是拍手称赞。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时，徐宝山升任江南巡防营帮统。
1902年，徐宝山领兵剿灭高资镇陶龙翔、陶龙丙二人，被晋升为参将。1903年，徐宝山又听从清廷指令，会同清军将他以前的绿林盟友曾国璋剿杀。1910年，“匪魁王正国率众数百，拥马家荡，劫公兴号运盐船十余艘，宝山剿擒之”。1911年4、5月间，江北积年巨枭朱盛椿、朱羊林等，“在江都县属嘶马镇啸聚”，徐宝山会同两淮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率部众先后擒获二人，在对付竞争对手方面徐宝山一向比较积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会员林述庆、李竟成奉命到镇江酝酿光复，他们住在江边的三益栈。三益栈老板的妹妹是徐宝山儿媳，弟弟又是李竟成妹婿。同盟会就此和徐宝山扯上关系，这也是同盟会起义的老路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1月3日，徐宝山到三益栈同林述庆、李竟成达成合约，同盟会以扬州地区的盐业收益为代价获取了徐宝山的支持。类似的事情同盟会做过不少，孙中山为了换取南洋富豪十万港币的捐款就把云南的铜矿收益系数抵押，只是没有成功。徐宝山眼看清朝摇摇欲坠就和革命党人签了协议。
1911年11月7日，徐宝山宣布镇江光复。一江之隔的扬州也立即沸腾起来。扬州的同盟会坐探孙天生也发动一部分士兵和一些下层群众，举行起义，宣布扬州光复。由于孙天生和孙中山一个姓氏，扬州内外都盛传孙天生是孙中山的弟弟，一时间孙天生势力大涨。孙天生的起义并不被述庆、李竟成认可，徐宝山也把扬州当成是自己的禁脔，革命尚未成功两家起义军就心生芥蒂。李竟成说：“孙天生不该发展个人野心，不通知我等就去独占扬州。”与此同时扬州缙绅阶层也不满孙天生的举动，同样是革命党人的林述庆污称孙天生等人为假革命党人。林述庆很快答应了扬州绅商的要求，命江北部队司令李竟成会同徐宝山再次“光复”扬州。徐宝山很快杀死孙天生，占领了扬州、泰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地。
1911年11月9日，徐宝山镇压孙天生起义，在扬州成立军政分府，自任军政长，当上扬州土皇帝。1911年11月底徐宝山配合革命党人进攻南京，并在浦铁路葛塘集一带截击张勋所部，大获全胜。投机辛亥革命后徐宝山的军队扩充为两万多人，是扬州地区的主宰。徐宝山将扬州看成是自己的私有物品，不容他人染指，孙天生不行，昔日的战友林述庆也不行。收复南京后，林述庆奉命到扬州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触犯了徐宝山的敏感神经，他以强迫剪发为名，派人将总司令部二百名卫兵全部缴械。林述庆只身逃出，幸免于难。
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谴责和清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徐宝山居然因为“反正”有功，部队被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授上将衔，兼扬州军政长，坐镇扬州，统辖苏北地区，是地道的“苏北王”。
1912年3月，南北议和，徐宝山又倒向袁世凯。1913年春宋教仁被刺，同盟会和袁世凯的战争一触即发。为了筹集军费袁世凯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大借款的抵押品就是中国的盐税，这是民国时代战争和盐的又一次重大结缘。《善后借款合同》规定在中央政府财政部下分别设置盐务署和稽核总所，其中稽核总所负责收税、放盐。稽核总所设华总办、洋会办各一员，所有发给引票、款项收支均需洋会办签字才能生效；分所设华经理、洋协理各一员，所有盐税征收、称放盐斤均需洋协理签字同意；每年所征盐款必须存入外国银行团的银行，先行扣除当年应偿外债本息及支付当年盐务行政经费后，余款(称“盐余”)方可拨归中国政府，但取用时仍须经稽核总所洋会办签字同意。东南的革命党人也看中了扬州的战略地位，极力拉拢徐宝山。徐宝山对于革命党人的态度是“笑而遣之，若无其事”爱理不理，反之接受了袁世凯的25万银元，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充当人质。徐宝山同时致电给袁，表示愿与夙敌张勋和解，“紧要时，当与张勋联为一气”，尽效犬马之劳。这些举动使得以陈其美为首的东南革命党人下定了根除徐宝山的决心。1913年5月23日，革命党人张静江派人以送古瓷瓶为诱饵，把称雄一方的徐宝山炸死。
革命党人炸死了徐宝山就以为万事大吉，没有对徐宝山的余部有进一步处理措施。徐宝山炸死之后，徐部军心晃动。在多方磋商后徐宝山的兄弟徐宝珍当了第二军军长，代理江北北伐军司令，授衔少将。徐宝山的部下马玉仁接受书记官陈宦献计，致电袁世凯，表示愿为效力，马玉仁的势力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江北的这支盐枭、帮会武装在二次革命中给了革命党人重大打击，1913年8月3日凌晨，徐宝珍师申振邦旅500余人突然袭击镇江宝盖山。
1913年8月14日，张勋所部进入镇江。镇江讨袁之战失败。接着张勋、冯国璋、徐宝珍开始围攻南京城。在南京之战中徐宝山余部伤亡六七百人，大肆抢劫后徐宝山余部又跑了一多半，最后徐宝珍只剩下可怜的200多人。徐宝珍不得已在北伐革命后宣布退隐，徐宝山的部下张仁奎等人进入上海滩继续帮会事业，其中大字辈的张仁奎还收了黄金荣、杜月笙做弟子。这是中国盐枭武装最后的绝唱，他们已经没了争夺天下的志愿和能耐，最后沦为了帮会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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