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时58分44秒，在相模湾西北部海面之下100米深的地底。长期以来缓慢向日本陆地下方移动的“菲律宾海板块”，终于在长久的积累之下，通过地震的形式施放出其所积聚的强大能量。以人类所制造的爆炸物计算，此次地震的威力相当于800万吨TNT炸药所蕴含的能量，相当于同时引爆了近800颗未来投放在广岛之上的原子弹。
▲关东大地震
地震发生之后，东京周边地区首当其冲。由于环相模湾地区遍布着诸多填海造田的“人造陆地”，因此地震袭来伊始，便出现了大面积的地表开裂、土地塌方和山体移动。逃难的人群为大地裂缝所吞噬，无数房屋和共用建筑在震撼中倾覆，巨大的山体裹挟着树木将村庄甚至是铁路上满载旅客的火车一共冲入海中。由于地震发生之时正值中午，无数正在使用煤炉做饭的日本家庭连同其所居住的木制房屋被焚之一炬。火势迅速蔓延开来，在相模湾强劲的海风中最终形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焰旋风，顷刻间便吞噬了聚集在东京陆军本部被服厂附近空地上避难的数万难民。
惨剧发生之后，日本政府迅速组建了以内田康哉为首的救灾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安置灾民，而是如何维持首都地区的治安。东京警视厅总监赤池浓忧心忡忡的表示：“这种情况下，不会没有煽动贫困到极点的群众制造事端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天下午4点，东京周边驻守的日军近卫、第1、第2师团按照预案开赴市区。根据曾经担任过朝鲜总督的内务大臣水野炼太郎的要求，震区的警戒工作主要放在监视居住在东京地区的朝鲜侨民身上。
日本政府长期以来虽然积极鼓吹所谓的“日（朝）鲜亲善”，但对异族的不信任却早已自上而下的贯穿于整个日本社会。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东京便出现了朝鲜人趁乱放火、投毒甚至使用炸弹的谣言。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最终变成了朝鲜人在东京暴动，到处杀人抢劫。本身就沉浸于大灾之后的恐怖和不安之中的日本民众，此刻自然而然的将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天灾的恐惧统统发泄在了朝鲜侨民的身上。各地以民间社团和在乡军人会为中心成立了所谓“自卫团”，在警察和军队的默许之下，肆意猎杀朝鲜人。
▲大地震后日本民间武装残杀朝鲜人
执行戒严任务的日军不仅对“自卫团”以私刑处决理论上同为帝国公民的朝鲜人装聋作哑，更有意将引导民众将矛头对准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工人运动领袖。日军第1师团指挥官石光真臣便曾发出指示：“不法分子不一定只有朝鲜人，还有利用他们的日本人”。在如此明确的“暗示”之下，日军很快便开始在震区逮捕异见分子，其中中国旅日华工代表王希天与日本社会运动家大杉荣等人惨遭杀害。
随着地震灾情逐渐得到控制，日本政府才假惺惺的宣布解除“戒严”，并着手调查在地震期间“自卫团”屠杀朝鲜、中国侨民的事件。但日本政府虽然逮捕了数百名“暴徒”，但很快便假借裕仁大婚而“恩赦”。至于杀害王希天的日军方面，则干脆不承认其曾经为日本军方逮捕的事实，只是将其纳入地震中“失踪”人口的名单。直到20世纪70年代，王希天的死讯才得到证实：1923年9月9日，王希天在去京郊大岛町途中被日本当局逮捕，12日凌晨手持步枪的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他们用刺刀将王希天刺死，然后扔进了火堆。
“关东大地震”的发生是地球板块运动的必然，早在1906年和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系地震专业的大森房吉教授和他的助手今村明恒副教授两次就东京是不是将会有大地震袭击进行了争论。今村副教授根据历史地震分析，提出东京存在发生大地震的危险性，并且强调要特别注意火灾的发生。只是作为日本地震学界泰斗的大森教授，以避免人心混乱为由，一直否定。在地震中出现日军一度全盘接管城市，并怂恿民众迫害邻国侨民，何尝不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畸形发展的积累和爆发。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对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和不可预测的国际风雨变幻，这种将问题简单交给具有最强社会管控能力的军队，以邻国民众的生命为“祭品”，来安抚对未来充满绝望的日本列岛民众的做法将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不过并非所有的日本国民都甘愿遭遇这样的愚弄，“关东大地震”发生四个月之后，一位名叫难波大助的青年便愤而将枪口对准了日本未来的灾星——时任摄政的皇太子裕仁。
1923年12月27日，裕仁要去出席帝国议会开幕式。上午10时45分，当裕仁乘坐的汽车经过虎门公园时，一名青年从下跪的人群中突然跃起，用肩膀撞开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向裕仁的座驾开了枪。子弹穿破玻璃，碎片从裕仁的右耳掠过，稍许渗出些血来，司机加快车速后才躲过射来的第二枪。行刺者一边高呼“革命万岁”，一边追赶汽车，随后被群众抓获交由宪兵处理。
行刺者难波大助现年23岁。他的父亲难波作之进是山口县的大地主、众议院议员、皇室中心主义者。难波大助自幼便反对父亲家长式的统治，并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大地震后政府的高压政策使他充满了敌意，当他得知自己崇拜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被杀害的消息后，决心暗杀裕仁为其报仇。
12月23日，难波从故乡山口县到达京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裕仁将于27日出席议会开幕式的报道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刺杀行动。他连夜动身于27日8时20分到达东京火车站，随身还携带了一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拐杖。这并不是一支普通的拐杖，而是一支经过改装的拐杖枪，是他大名鼎鼎的同乡伊藤博文出访归来送给他父亲的礼物。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厕所里，难波在拐杖枪内装上了子弹，然后来到裕仁前往议会必经的虎门公园附近。于是便上演了上面所描述的一幕，被称作“难波事件”或“虎门事件”。
遭遇刺杀事件后的裕仁，仍按预定计划出席了议会开幕式。司法当局认为，无论如何按照难波的行径终归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为了向外国和日本国民显示“日本并不存在真正反抗皇室的人”，大审院院长横田秀雄等人对难波进行了各种劝诱其变节的活动。但在遭到难波的坚定拒绝后，当局还是以他的名义发表了悔过的声明，并宣布犯人是在病态的情况下行事的。当局的目的在于极力隐瞒犯人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事实。
在此后长达一年的酷刑审讯中，难波拒绝承认有罪，并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而感到自豪。第二年的11月15日，难波被判处死刑。行刺未果的难波大助被处死刑后，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返回故里终日闭门思过的父亲，甚至不愿去为自己的儿子收尸，只好由监狱出面将其草草安葬于监狱附近的公共墓地。经过这次刺杀事件后，裕仁一方面加强了自身的警卫工作，另一方面则不免将出身山口县的难波大助与“萨长同盟”联系起来。面对这位多疑的少主，“关东大地震”次日上台组阁的山本权兵卫不得不递交辞呈，结束了其短暂的第二任首相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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