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代的清朝 面临两大劲敌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大帝国有着广阔的领土,疆域东起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达南海的东沙、中沙、西沙、南沙诸群岛,北抵漠北和外兴安岭。大陆是中国领土的主体,陆上边界三面为内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均制定和实施一整套治边政策,以实现帝国的安全和巩固。

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一段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边疆地区基本上是稳定的,中国的边界大体上也是和平的。但这种状况到19世纪80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清政府传统的羁縻政策与闭关政策逐渐失效,虽然在治边政策上有较大动作,在局部上也有所获,但是从全局来看,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只来自北方的熊

19世纪60年代后,俄国与英国在我国新疆展开激烈争夺。1864年俄国割占我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力图染指新疆、侵占帕米尔地区。因为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帕米尔是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又是沟通中亚与印度南亚次大陆的捷径,占领新疆和帕米尔地区,既可为侵略西藏打开方便之门,而且能够增强同企图从印度北上西藏的英国争夺亚洲霸权地位的实力。

左宗棠

1864年9月,南疆的封建主司迪克伯克及回族头目金相印久攻汉城(今疏勒)不下,竟向中亚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次年初,浩罕汗王在英国支持下,派军事头目帕夏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并将逃亡浩罕的前和卓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遣回复仇。阿古柏借机以残暴手段相继攻灭南疆的一些地方势力,“尽有南路八城”。(曾毓瑜:《西征纪略》,载《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44页)取金相印而代之。1867年,阿古柏又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幸福人之汗”),公然建立“哲德莎尔汗国”(即“七城汗国”);1870年,又先后攻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在天山南北建立起一个入侵者的封建专制政权。

俄国曾主动同阿古柏达成“互不干涉”的协议。随后在1871年打着“维持边境安宁”的旗号,抢在阿古柏之前强行占领伊犁。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1877年4月14日起,左宗棠以刘锦棠为主力,自乌鲁木齐南下,令张曜、徐占彪部从哈密、木垒分路西进。刘部20日克复达坂;其余二路连克鄯善、胜金口,26日克吐鲁番;刘部亦于同日收复托克逊,半个月连克敌两道防线,歼敌万余,取得新疆之战的决定胜利。5月底,阿古柏逃至库尔勒,见大势已去而服毒自杀(一说为部下击杀,一说为仆人毒杀)英国侵略者急忙扶持其长子伯克胡里代领余众,以阿克苏为据点,作垂死挣扎。又再次向清廷施加压力,玩弄“调停”手法。

左宗棠收复新疆

1877年8月25日起,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从托克逊、吐鲁番出动,挺进南疆,以粉碎英国的“调停”阴谋。在各族农、牧民大力协助下,南进十分顺利。西征军士气更盛,仅仅月余,连克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等“东四城”,收复失地两千余里,取得西征以来的空前胜利。

1877年11月,西征军渡过阿克苏河,攻克喀什噶尔,伯克胡里逃亡俄国。清军连克叶尔羌、英吉沙尔,1878年1月攻下和田,处决金相印,南疆“西四城”遂全部收复。至此,除伊犁九城地区外,新疆领土已全部回归祖国,英俄利用阿古柏侵略、分裂中国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

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左宗棠提出的新疆长治久安之策终被采纳。

东海豺狼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岛,一场飓风带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效果显著,综合国力大为提高,日本自身却羽翼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那霸的“台湾遭害者之墓”埋葬了于台湾遇害宫古岛人的头颅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 (“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

1874年4月,日本成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为侵略台湾的专门机构。同年5月,在美国支持下,日军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总指挥,率军舰5艘,侵略军2000余人侵略台湾。美国政府为日本提供武器、运输工具、指挥官,派原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充当侵台日军总顾问,为日军提供与台湾有关的详细情报,还派美国军舰随行,为日军壮胆。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琅?登陆后,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台湾人民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利用有利地形,乘日军不备,进行突然袭击,重创日军,打死打伤侵略者600余人。又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日军退至龟山、卑南,修堡筑碉,设都督府,企图长期霸占。

清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同时要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调洋枪队5000人增防台湾。日本自量无力在短期内征服台湾,战争若长期打下去又对日本不利。

1874年10月底,文祥与大久保代表双方政府签定《北京条约》。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及“修房”费银50万两,日本军队从台湾撤出,并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软弱可欺。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强占钓鱼岛埋下伏笔。

牡丹社事件

1875年,日本明知清政府曾两次赐予琉球以“琉球国王之印”,但依恃《北京条约》,派官员进驻琉球,强行阻止其向清政府进贡,令琉球撤除在福州的领馆。琉球国王派特使化妆潜至福州,向清廷求救。清政府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反对何如璋等人对日据理力争的主张,认为琉球乃“弹丸”之地,得之无益,失之无害,不予支持。

1879年3月8日,日本公然出兵吞并琉球,废琉球国王,改为冲绳县。琉球大臣多次派人入京请求清廷出兵救援,均被李鸿章敷衍推托,琉球遂归入日本版图。

日本吞并琉球后,又把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列入其扩张范围。当时的日内务卿山县有朋秘密指令冲绳县对这些岛屿进行调查,以便占领。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虽多次要求政府公开侵占钓鱼诸岛,但日本政府在未能确定战胜中国之前,将这一问题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