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Think Tank），顾名思义就是储备和提供思想的“仓库”。按照兰德公司创始人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座“思想工厂”，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月下旬公布的《2014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美国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6681家智库中，美国拥有最多，共1830家，比“智库十强国家”中的其他9国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共有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委员会及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在每年运营经费上，美国“十强智库”拥有5.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强智库”却只有1.1亿美元。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多家，全球“十强智库”中的5家坐落于此。
自二战结束以来，智库对于西方各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智库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强大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至于有人将智库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
一般而言，美国智库以推出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政府改革纲领以及导弹技术、对外援助政策研究等“金点子”为使命，以影响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制造“主义”引导民众为目标，以研究产品远离金钱、不直接转化为财富的“非盈利”特征为标榜，以不受公司、政府、利益集团左右的“独立性”为基本操守。
美国主要智库的负责人一般由重量级人物出任，比如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前常务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犹他州前州长、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担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而国务卿克里目前仍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理事会成员。为此，智库特别是主要智库在美国政府的政策酝酿、形成、决策、评估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美国智库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和公正并能够跳出利益藩篱，但这些所谓的原则和宗旨在不断遭受质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调查发现，美国一些顶级智库与利益集团关系暧昧。塔尔博特在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后，通过大力筹款等措施积极扩张，使得该机构的财政收入从2003年的3200万美元激增至2013年的1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其他智库入不敷出的关头，布鲁金斯学会的收入仍蒸蒸日上。研究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变得越来越依靠公司、富豪、外国政府或公司，公司捐款比重从2003年的7%提升至2013年的25%。在该学会日前举行的乌克兰问题政策研究报告发布会上，主持人不无感慨地说，尽管8位前政府高官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相左，但在对乌提供致命杀伤性武器方面却“惊人地一致”。此间人士指出，该报告的出台有着深厚的美国国防军工企业背景。
智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途径
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认为，主要的政策规划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策规划组织由智库、咨询公司等组成”。具体来看，智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发挥三方面作用。
首先，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主张。每到总统换届之际，主要思想库特别是与当政者思想倾向一致的智囊机构，无不忙着为新任总统编写报告，献计献策。20世纪80年代，传统基金会向里根政府提供《领导者的职责》，90年代进步政策研究所向克林顿政府提供《变化的职责》等长篇政策报告。作为全球第七大智库，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艾森豪威尔“军工联合体”治国方略、肯尼迪外交政策，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等。兰德公司总裁罗文与美国政治人物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佩里、沃尔福威茨等人先是给克林顿总统写信，后来完全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最终消灭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其次，美国社会“旋转门现象”决定了智库具有政府人才储备功能。美国的政治任命模式造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员体制。随着每次政府更迭，司局级以上的官员更换人数众多。离开政府后，相当一部分官员流入智库，“蛰伏”起来。一旦自己所认同的政党东山再起，智库精英再入政府机构，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如前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入CSIS，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入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而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在政坛和智库间长袖善舞，他于1975年10月底被福特总统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1977年，他在离开内阁后担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2001年，他出任小布什内阁的国防部长，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国防部长。
第三，智库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近半年多以来，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企业研究所，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在CSIS，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在布鲁金斯学会，国务卿克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等发表演讲，同与会者交流互动。美国主要智库出版书刊，如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布鲁金斯评论》、CSIS的《华盛顿季刊》、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大西洋理事会的《大西洋月刊》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亚高加索研究》等，已成为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的必读之选。
美国智库与当代中国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智库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阵容、成果均胜以往，“中国学”终成气候和规模，成为美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显学”。
冷战以后，中美关系发展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上是“斗而不破”、丰富多彩，为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从战略定位看，美对华关系先后定位为“非敌非友”“建设性战略伙伴”“战略竞争对手”“建设性合作”“利益攸关方”“新型大国关系”等多个阶段。从突发事件看，先后发生“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网络窃密”等危机事件。从交流程度看，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和会晤、战略与经济对话、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之密切，实属罕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空前活跃。
尽管有以《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以《中国有那么重要吗？》为代表的“中国无足轻重论”、以《中国即将崩溃》为代表的“中国崩溃论”等极端著述和言论存在，比如企业研究所属于保守派智库，出了不少像巴菲尔德、卜大年、李洁明等强硬反华的“中国通”。与企业研究所类似，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以反华闻名，如沃尔泽、布鲁克斯等。但这些绝非主流，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还是抱着严肃态度看待和研究中国的。
作为最老牌的智库，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积极跟踪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经常举办研讨会，邀请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就中美关系的最新动向进行讨论。其中国研究项目首位主任贝德有着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待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无论是在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贝德都得到重用，先后出任过国务院、白宫、商务部等与中国业务有关的政府要害部门。作为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对华政策首席智囊，贝德2012年推出著作《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认为“未来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把握正确的平衡，既维持美国的力量与警觉，又不落入经典的安全困境，奥巴马总统掌握了这种平衡”。卜睿哲目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他曾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十分关键。该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美中元首会晤可以从更长远和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美中关系，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兰普顿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中国项目主任，被认为是美国的首席“知华派”学者。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兰普顿，每到美中关系发展处于关键期，特别是美国国内反华浪潮涌来之时，总能挺身站出，撰写相对客观的文章。
在CSIS“亚洲项目部”，最活跃的“中国通”非高级研究员格拉泽莫属。中文名字为葛来仪的格拉泽，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美中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东北亚政治和安全问题。她与两岸关系密切，每年多次到两岸进行调研。格拉泽对于美中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双方仍然会是竞争与合作的综合体”。
拉迪是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称得上是对中国经济事务最精通的学者之一。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出现“国进民退”不同，拉迪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他在其新书《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首发式上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活动在许多领域已经高度市场化，“其成功的每一步都与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密不可分”。
（作者：韩显阳，光明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