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区别解释：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
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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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习仲勋向党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
(一)陕甘宁边区约有130万人口的老区，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用大部或全部中农的土地，甚至还要动10%贫农村(户数)的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故不宜搞平分。
(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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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们要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
(四)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负担不公平”问题，习仲勋特别做了说明：“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并指出这种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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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这样的老区土改最开始搞的是公债征购。《五四指示》下达后，陕甘宁边区试行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即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定额的土地，然后承购给农民。为此，边区政府还组织了三个征购土地工作团，分别到庆阳王家塬（陇东分区）、绥德贺家石、米脂杨家沟（绥德分区）等地进行试点。....土地公债的消息在杨家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连党员都不敢相信，通过党内反复解释才逐渐接受”。也有干部认为“土地问题提得太猛”、“地价太低”等。马维新听到消息后情绪很激动，对区委来人说：“我就是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一村一镇、一寸土地也不肯让人。为什么？舍不得。我也是一样的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是头颅换来的，我的土地是一点血一点汗换来的。
到1947年初，杨家沟土地征购工作基本结束。结果，六乡77户地主（其中12户因家庭破落而免征，另有3户合为一家，故实际被征地主为63户）共留地1313垧，共征购地6950。1垧，其中本区乡共征购4299。6垧。194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杨家沟乡征购地主土地的情况。该报道中特别提到，杨家沟地主马阁臣（光裕堂长门长孙，堂名德仁堂）当时担任了征购委员，积极参加工作。他还说：土地分给农民种能够增加粮食，“对保卫边区有极大作用”。显然，当时杨家沟试办土地征购所体现的是一种“和平土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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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发现这个办法可能撑不下去
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对新颁布的《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进行修正。同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的经验，肯定了公债征购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不过，通报中也指出“发动群众清算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而以公债征购相配合，则“更能发动群众”。通报中认为：“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从通报中可以看出，“发动群众”是中共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前夕的重要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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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会改清算呢？康生有个报告
2月8日，康生在去山西路上经过绥德时做了一个土改问题报告〔22〕。他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要使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要得到土地”；“要使农民认识这是自己斗争的果实”。康生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后一点，即农民的“政治翻身”问题。他指出：“要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翻身，这个翻身和农民得到土地同等重要。”
康生介绍了王家塬的征购经验：“我们下去时，立誓要发动群众，用群众路线达到这一目的。用了这个办法（指征购），发动群众很好，边区条例成了动员群众的命令，成为合法了，群众有了公开撑腰的人。”但是，康生认为，土地征购办法的危险也在于“搞不好的话就妨碍发动群众”，“变成买卖关系，变成恩赐”。他指出：“如果找一个地主买地回来，又把地分给农民，就变成土地贩子，而农民觉悟未提高，这就是失败。”他认为警区征购工作的主要缺点在于“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并点名批评了杨家沟的工作：“杨家沟的材料反映，地主与农民都向干部诉苦。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躲开一点，直接让农民向地主诉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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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引述刘少奇的话说：“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是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的问题。”他指出：“如何使群众和地主直接斗争，刺破面皮，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这是动员群众标准，因为这样才算群众运动。”他还要求警区必须以此为标准来检查干部“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并推荐了王家塬召开乡民大会向地主展开诉苦斗争的经验。康生明确提出：“消灭地主最重要的形式是乡民大会，诉苦清算。乡民大会好处：（一）农民会感到自己的力量，（二）地主也感到农民有力量，（三）能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四）容易分配和消灭村与村之间的隔阂。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大会上既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政治觉悟。”
两天后，陕甘宁边区《土地工作通讯》上登载了王家塬乡土地征购经验介绍。该介绍赞扬王家塬经验为“边区数月来实行征购土地工作的优良典型”。介绍中说：“事实和群众教育了我们：征购与诉苦清算相结合，不但不会妨碍群众的发动，相反证明：如果征购离开诉苦清算，即难有群众运动。”因此，“征购的实质应是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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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沟比较逗，搞清算搞成了清算干部，有些干部在“在去年土地改革中得好地，多分地，平时态度不好，脱离群众”，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杨家沟的一些工人甚至“坚持不解决个别坏干部问题，即不积极对地主进行斗争”。工作团此行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诉苦清算，与地主撕破脸，展开直接斗争。于是，周兴召集工人会进行安抚，允诺一定解决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同时说明“目前主要地还是团结一致向地主作斗争”。然而，开完工人会后，部分工人仍表示不满，仍坚持非先解决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作斗争。最后是群众斗争清算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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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沟清算来的“果实”分配给了周围几个区，杨家沟村所在的何岔六乡仅分到全部“果实”的四分之一。这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从而“与清算委员会在思想上完全形成对立状态”。与此同时，清算委员会的干部在登记地主财物的过程中手脚也很不干净。正、副主任公开拿了鹿茸、大衣、西药、书等物件，从而也带动了很多人随便拿东西。当时由于敌情严峻，县里派来主持工作的马光华（时任县府二科科长）曾提出将财物封存后疏散转移到附近的桃镇七区。结果，在路上就有几箱子东西背到了副主任马◇波家里。此外，还出现了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等现象。清算委员们的这些贪污举动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
总的来说，老区没有发生残酷的肉体消灭，土改还是比较温和的，群众对地主的仇恨不深。真正土改暴烈的是日占区比如东北和伪顽占据的地方，比如山东部分地区。
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南山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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