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数量不足的中央军四处灭火，左支右拙。面对危局，朝廷张榜下令民间自行募兵组织义勇军。家住河北涿县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散尽家财，组织义军，誓言匡扶汉室。
这是三国时代的黎明。以今天的眼光考量，刘备等人组织的义军，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雇佣兵的产生环境和组织结构，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把刘、关、张放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那么他们就是典型的雇佣兵队长，接受了城邦领主或者议会（太守刘焉）发布的雇佣兵合同（榜文），组织雇佣兵为城邦（朝廷）打仗。只不过，因为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三国时期的刘、关、张，走向了另一条名为部曲制的道路。
部曲原意是秦汉时期的军队编制方式。将军手下有若干个“部”，每部设一名校尉管理。每个部下面又有若干个“曲”，每曲设一名军侯管理。到东汉末年，部曲成为私兵的代称。随着东汉时期大地产的集中化，豪强地主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建立了一个个大田庄。比如鲁肃和张飞就都是大田庄主。而破产农民则成为依附于他们的“徒附”、“宾客”，相当于佃农或农奴。在黄巾起义的大背景下，一部分田庄主响应朝廷的号召，在庄园内修建起坞堡，将宗族和宾客武装起来，组织起名为“部曲”的私人军队，这就是东汉末年部曲制的由来。私人部曲和军事官僚集团之间几经结合，最后形成了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像曹操手下的于禁、许褚等猛将，都是投奔曹操的部曲军。
在近似的军事需求下，三国时期的中国出现的是部曲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的是雇佣兵制，政治经济条件又一次显示出决定性作用。三国时期的中国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商业尽管有所发展，但仅仅是农业的一种补充。参加部曲为军的主力是庄园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能够吸引部曲兵投奔自己，为自己打仗的，只有军事官僚集团，他们的出价则是官位或者土地。而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虽然农业资源仍然掌握在传统军事贵族手中，但商业城邦高度发达，工商业已经可以和农业分庭抗礼，货币经济高度发达，商业城邦虽然不能提供土地，但是可以提供大量货币，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只要有货币就能有生产资料。因此，对货币的追求代替了对土地的追求，这就为雇佣兵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三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发展中，部曲制逐渐演化为世兵制。世兵制的形成过程与质任制有很大关系。三国时代，如吕布这般带着一帮强悍部曲四处流浪，叛服无常的势力很多。曹操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人怀怏怏，各有自将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因而，军阀们就要求投靠他们的部曲将家属做为人质。以家人为质，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但是三国质任制的特点是全家为质。比如曹魏就规定“诸将征戍及长吏任州郡者”，都要把家属统统留在首都。这就形成了质任制的惯例。所以《三国演义》中写蔡氏兄弟找周瑜诈降，周瑜一见二人都不带家小，就立刻判断他们是诈降。
将质任制扩展到士兵时，就形成了世兵制。曹魏、孙吴和蜀汉三国都采用这种方式防止士兵逃亡和叛变。例如蜀汉的一支精锐部队“无当飞军”，就是在诸葛亮征伐南中时，招募当地悍勇无畏的少数民族战士，赐予汉姓，全家移居到江州（今重庆）附近居住，变成专为蜀汉打仗的军户。《华阳国志》载：“亮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豪强，乃勒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栾世袭官。”当需要转移战略方向时，统治者常常将大量军户一起迁徙到战区附近。比如曹丕定都洛阳，“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这样，军户就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民户有了区别。
这种人为地划出一个社会阶层，专门服兵役的制度，在全世界的封建社会都十分普遍。典型的比如中国古代的世兵制、府兵制、卫所制、旗兵制，拜占庭帝国的军区制，埃及的马木留克制，土耳其西帕希制，俄国的哥萨克制等都可以归入世兵制的范畴，或者至少可以说有世兵制的成分。对于古代中央集权王朝来说，世兵制相对于普遍征兵制行政成本要低得多，易于组织和控制。尤其是军户家属集中居住，相当于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人质，大大降低了士兵反叛、逃跑的可能性。
但是，世兵制的主要缺点是它会随着社会与政治的腐朽而逐渐腐朽，并反过来加速社会与政治的腐朽。世兵制的腐朽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个是比如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世兵、明朝的卫所，因为特权阶级不断侵占军户土地而沦为贱户，并最终丧失作用；另一个比如满清的八旗和土耳其的新军，自身演变为特权阶级，最后成为社会的毒瘤、国家的负担。
本文经指文烽火工作室授权发布。主编原廓，作者矢锋。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