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
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但离愁别绪并未在他心中停留太久。
回到船舱，他提笔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
“……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兴，忧心如捣……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
这番话，极具其恩师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文的气魄：以青年之躯，担兴衰之责。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仅35岁
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
就好像他这一生的几个重要选择——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为了追求林徽因匆忙从剑桥回国，把他的死亡归结为在陆小曼与林徽因间疲于奔命的意外，却不知道，这背后有恩师改造社会大计的召唤和爱国心的驱使。
《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撇开那些风流韵事，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
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757年—1804年）
徐志摩曾表示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
徐志摩以其为目标，是想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此，他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到美国后，进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就读，选学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等课目，成绩很好。但他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
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美国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
“他与室友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韩石山说。
画家高小华创作的《徐志摩和他的亲友们》，徐善曾评价说： “我感觉我们是在重建祖父的历史。
徐志摩到美国后不久，就听说有一个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爱国组织国防会。他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约了好友前往波士顿，还去了哈佛大学。他在哈佛待了3天，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
吴宓在文章中记述道：“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
1919年底，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充满竞争和压迫的大都市进一步激发了徐志摩的爱国热情，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收起行囊，“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
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谁知等徐志摩到了英国，罗素却去了中国。既来之，则安之。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并有了一些政治实践，比如随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码头参观选举。这一时期，他给国内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也大都是政治话题。
到英国后，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多为“不列颠名士”。
1921年春，他在作家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即国王学院）就读。同年10月，他得知罗素回英的消息，并拿到了罗素的住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很快如愿以偿。
徐志摩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韩石山说：“在英时期，罗素是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人。罗素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点，都对他影响很深。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
徐志摩的英伦行开始得草率，结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
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徐志摩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忧患的祖国的现实。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梁启超（1873年—1929年）
徐志摩的恩师，对其影响极深。
谈及梁启超与徐志摩的关系，广为人知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那一席惊世骇俗的证婚词：“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连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
后人据此认为师生反目。事实上，直到梁启超去世，徐志摩都是其爱徒。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学前，又成了梁启超的弟子。
“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韩石山向记者解释，“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后来泰戈尔访华也是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邀请的，当时是徐志摩做的翻译。”
1924年，泰戈尔与徐志摩（三排左一）、颜惠庆、林徽因（二排左二）、恩厚之等人在景山庄士敦家门口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胡同7号，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余，他就带着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新文化运动后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法学家王宠惠、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
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蔡元培是在“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并感慨“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他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韩石山说。
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
1926年3月，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的“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徐志摩有政治上的义愤，却没有多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他并非是对社会现实没有兴趣，而是对当时各种乱七八糟的政治活动不抱信心，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政治现实和民族存亡。后来‘济南惨案’，他也在日记中痛陈，‘日本人当然可恶’‘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没有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韩石山认为，《晨报副刊》这个阵地，正好展现了徐志摩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一次次的见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
在徐志摩去世后的友人悼念文章中，这些“诀别”常被提及。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
“某夜，我们在勺园小集，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的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体内的血性。韩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华北局势。两人同乘飞机，又是好友，东北、华北的情况应该都是有谈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徐志摩为什么南下后又立刻北归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与陆小曼发生过争吵。 11月19日清晨，他乘“济南号”飞机去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与陆小曼最后的争吵，以及赶赴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的报告会，似乎为徐志摩的人生画了一个桃色的句号。
事实上，早在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
韩石山解释道：“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我想，这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当初渡海是为了救国，回来后针砭社会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好，至死也是想为民族救亡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始终的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