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导师恩格斯对普鲁士的指挥体制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战争部、军事枢密室和总参谋部三足鼎立，互相争权的指挥体制简直是“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最有效的了”。平心而论，恩格斯的批判并非没有道理。总参谋长作为国王以及战争部长顾问的地位，一直飘摇不定。总参谋长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国王的人品，而且还取决于难以预料的政治因素。在军事问题上，国王传统上更喜欢听第二侍官长冯·阿尔文斯勒本少将的主意。总参谋长毛奇所提出的那个以理森山为界，左右两翼分兵推进的方案是如此的离经叛道，几乎不可能获得国王的支持。
但恩格斯并不了解的是，军事枢密室新任主官海尔曼·冯·特雷斯科夫并非他印象中的争权夺利之辈。此人极有能力而且淡泊名利，处处以国事为重。他提醒国王，在1864年，正是毛奇挽救了丹麦战争的战局。当时，普奥联军在丹麦杜普尔要塞之下碰得头破血流，久攻不克。在战争部长罗恩和军事枢密室毕典菲尔特力荐下，国王的表弟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总参谋长毛奇临危受命，作为指挥官和参谋长赶赴石勒苏益格前线。在毛奇的出谋划策下，丹麦人吹嘘坚不可摧的杜普尔要塞被普军以很小的代价攻克了。紧接着，毛奇又策划了精彩的阿尔森要塞攻略战，占领整个日德兰半岛，迫使丹麦投降。此役毛奇声名鹊起，恩格斯也褒奖他是“优秀的将军”。
▲攻下杜普尔堡垒【普军攻下杜普尔要塞仅伤亡了一千多人，而且几乎全部是在毛奇到来之前的两次不成功的尝试中伤亡的】
1866年2月，毛奇就已经拟定了普奥战争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利用铁路优势，以克劳塞维茨所倡导的速决战击溃奥军。通过铁路处卓有成效的工作，毛奇非常清楚普鲁士的铁路系统远比奥地利更出色。在预订战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普鲁士有5条铁路，而奥地利只有1条。通过列车表，铁路处能够精确计算出每一支普鲁士军队到达战场的准确时间。同时，铁路处也能够计算出奥军最快要多久才能通过铁路赶到战场。这是他们的奥地利同行想破脑瓜也做不到的。普鲁士军队的另一件秘密武器是他们的电报网络。由“德国电气之父”维尔纳·冯·西门子创立的西门子公司为普鲁士打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报网络，让总参谋部能够精确到小时地掌握各军、师、团的确切位置。
▲电报时代
由此，毛奇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拿破仑以来军事学的经典理论是分兵推进，战前集中。分兵推进一是便于沿途征粮，二是避免拥堵，提高行军速度。战前集中则避免了军队遭到各个击破。而普军则大胆地计划，分别从理森山两侧分兵推进，在战场上汇合！由王储率领的普鲁士第2军团10万人，由萨克森至下西里西亚近300公里的地段展开，形成一个巨大弧形，将波希米亚的奥军作为惟一主要攻击方向。毛奇要求，第2军团只有到了决战战场上才可向第1军团实施集中，目标直接指向敌人的翼侧，最终目标是在会战中将敌合围。奥地利人当然会想着对分兵推进的普鲁士人各个击破，但毛奇经过计算，认为这个风险可以接受。因为除非奥地利能够再变出一条铁路线来，否则他们根本来不及执行这个战略。
这个由精巧计算和科学知识构成的作战计划，代表着从当时起，科学家将取代贵族主导军事行动。
1866年6月2日，在普鲁士大军踏入波西米亚战场之前，威廉三世发布了一条彪炳史册的命令：
从现在开始，我对集结的军队和其独立组成部分的军事行动的命令应当传达给总参谋长。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总参谋长获得了全军的指挥权。沙恩霍斯特的理想历经60年沧桑，终于变成现实。德意志的王公贵族们将亲自指导战争作为其义务，但他们本身大多又不具备统帅的天赋，于是他们面对日益复杂和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战争，就越来越离不开经过专业训练和甘愿在幕后做无名英雄的军事专业人才。于是，战争中的一切实际问题均由后者来决定，也导致总参谋部在这种“参谋长”体制中几经沉浮。与国王和毛奇一样，这种指挥体制也渗入了王国军队的方方面面。如指挥第2军团的王储就和他父亲一样，既没有特殊的军事天赋又没有政治才干，于是他在军事上便一切都听参谋长莱茵哈特·冯·布卢门塔尔将军的安排。正是在布卢门塔尔的实际指挥下，第2军团在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中对奥军翼侧和背后所实施的决定性突击中获得了胜利。
在对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复盘后，恩格斯和其他同时代的军事评论家不得不对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心悦诚服。此前在公众视线中默默无闻的总参谋部突然变得声名赫赫，这本来并非沙恩霍斯特希望看到的。毛奇认为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是他一生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但是同时他谦逊地认为这不过天时地利的共同结果。如果让普奥两军再打一仗，普军断然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萨瓦多-克尼格雷茨会战结束后，俾斯麦、国王与毛奇却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国王希望军队挺进维也纳，迫使哈布斯堡割地称臣。但俾斯麦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上认为，只要奥地利愿意退出德意志，那么就应当迅速结束战争，给奥地利一个体面的和平。毛奇对于挺进维也纳也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看来，战争才刚刚开始，普军将在摧毁奥军有生力量之后，迅速转向西面镇压仆从于奥地利的南德意志诸国，直接对抗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可以预见的军事干涉。
▲胸甲骑兵【在后装枪面前，胸甲骑兵的冲锋已经与自杀无异】
三种意见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国王仍然在以传统的王朝战争的思维考察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俾斯麦和毛奇的分歧则在于究竟是战争服务于政治，还是政治服务于战争。
毛奇自认为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但是他并不同意克劳塞维茨继承自沙恩霍斯特的关于“政治军人”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更同意米夫林的观点，即军人不需要思考政治，只需要一心一意对国王效忠，考虑军事问题就行了。在霍亨索伦王朝看来，和格奈泽瑙、博因、克劳塞维茨这些这些叛逆不羁的“雅各宾党人”相比，毛奇是一个忠诚、勤勉的仆人，一个“伟大的沉默者”。这大概也是国王能够信任毛奇的重要原因。
毛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政治态度。对于军人尤其是高级军官这样一个随时随地都要和政治打交道的职业来说，无论如何漠视政治，都不能阻止其本身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俾斯麦曾讽刺总参谋部是一帮不食人间烟火的“半神”。他们崇拜效率女神，他们的世界是个狭窄的技术奇迹──绘图法、铁路、电报、大炮、线膛枪。他们精通统计表格，设计精细的动员时间表，指定复杂规划，不让文职专家就军事发表意见，更从不试图构思包含民族国家组织的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成分的大战略。他们跟着毛奇一起对克劳塞维茨顶礼膜拜，但真正精读乃至读懂《战争论》的人却又少之又少。
而当战争成为军人唯一的世界时，军人将不自觉地把政治推入战争。不参与，其实就是一种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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