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靠科举起家，出身翰林，清末时位极人臣，民国时又官至大总统，成为国家元首。
少年时的徐世昌，家里比较穷，曾有人问他的志向，他慨然说道：“日后若能作官，定以俸钱多致宾客。”
徐世昌1855－1939，男，汉族，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
后来徐世昌、徐世光兄弟进京考取举人时，曾到吕祖庙先求一签，签词恰巧写道：”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世昌认为”光”指的是弟弟世光，而”昌”则是自己，于是深信可以光大门庭，从此终身供奉吕洞宾。后来二人考取举人，弟弟名列哥哥之前。但接下来哥哥则一路高中，弟弟则不断地名落孙山。在翰林院时，王懿荣曾评价：”徐世昌是后起之秀。”李鸿藻驳道：”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
从晚清封疆大吏做到民国总统的人中，只有袁世凯、徐世昌二人。不知道袁世凯的人很少，而徐世昌以及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却鲜为人知。
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时，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非常仰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大志的人，相互倾慕之下，两人遂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称之为兄。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便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候，翰林属于清望之职，虽然穷，但去军营谋事还是从来没有的事。
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一直受到袁的信任与尊重，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13册，以新传统筹划全军的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
戊戌政变前，袁世凯求教于徐世昌。徐沉思许久后，将密诏背面朝天覆于案上，一言未发便离去了，袁马上明白其意是靠拢”后”党，于是便向荣禄告发，戊戌变法因此失败。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徐世昌便将军队名称改成巡警队，对巡警要求有：性情温朴、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以保卫民众为义务，不得索取报酬；纪律严明，讲警语，等等。天津巡警取得成功之后，各地争相效仿，开创了我国的警察制度。
徐世昌墨宝
1908年，孙中山的特使李石劝徐世昌响应革命。徐答道：”反对清朝我做不到，但是我决不跟党人为难，并请您向孙先生致意。”临行还赠送路费2000元。后来，革命党人分析道，如果摄政王载沣杀了袁世凯，徐世昌出于为好友报仇以及避祸的心理，是有可能响应革命的。
章太炎素来狂放不羁，连袁世凯和孙中山都不放在眼里，不料见了徐世昌，竟然敬佩不已。四处向人说道：”天下治世之才只有两个，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李经羲。”
1912年，袁世凯在终于登上权力巅峰后，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大总统，也开始梦想千秋万代的“家天下”。可是，当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先决条件时，袁世凯还是犹豫不决。
徐世昌建议袁世凯采用东北张作霖对日本人惯用的手法久拖不决，静待外援。袁世凯采纳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武力威胁，加之急于称帝的私心作祟，这个计策最终流产。1915年5月25日，中日正式签订“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全国上下一片愤怒。
徐世昌也愤懑至极，干脆一连十多天闭门不出。后来，袁世凯屈尊降纡，主动上门，好话说尽，徐世昌才悻悻回到国务院办公，但两人已经有了分歧。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再次起用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
1917年，作为北洋元老的徐世昌应邀前往北京调解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5月，黎、段之间的矛盾因参战问题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黎元洪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请徐世昌继任总理职务，同时段祺瑞的党羽在天津另立政府，也邀徐世昌为大元帅。徐世昌不明谁胜谁败，都加以推谢。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至天津，企图进军北京，复辟帝制。在这关头，徐世昌到天津劝说张勋放弃复辟，但张不听，入京后悍然发动复辟。徐世昌被任命为伪弼德院院长之职，但托故不就。
徐世昌旧居
1918年10月，国会举行总统选举，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争夺大总统的宝座，各不相让。为了协调二人的矛盾，国会通过协商决定，由中间派徐世昌任总统，冯和段都退到幕后。
就任伊始，徐世昌便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当时国家南北割据、战祸累累、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位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他宣称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标榜的“文治主义”，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一次，徐世昌想将女儿嫁给逊帝溥仪，孰料竟被拒绝，徐大怒之下，说：”亡国之君还摆什么架子！”溥仪很是害怕，特授以太傅衔位，徐虽迫于民众的压力而不敢领受，心中却十分高兴。
徐世昌的画
“五四”运动时，徐世昌曾说：“学生伤人纵火，确属违法，但是青年人血气方刚，误入歧途，考虑到他们也是出于一片爱国之情，应加以抚慰而不是惩罚。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虽然在运动之初力图保持和学生之间的谅解态度，但对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行为，徐世昌却“颇震怒”，“左右亦多怂恿其严办”。次日的报纸登载出的消息说，徐大总统曾有“严拿首要，解散北京大学之说”，但因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坚决抗议而作罢(龚振黄《青岛潮》)。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去职。徐被迫回天津。
“七七事变”后，曹汝霖来天津游说徐世昌：“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权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和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徐以自己年老为借口加以拒绝。曹汝霖走后，他马上吩咐门卫道：”以后这个人来，就说我不在家。”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