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
（御驾亲征高句丽的李世民。图片来源于网络）
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唐太宗登基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唐朝立国之初，因为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所以无暇东顾。平定突厥后，成为北方各部落“天可汗”的李世民，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高句丽。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
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
公元655年，唐高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位时期，高句丽从前次对唐作战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
（唐灭百济之战。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心要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十三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
但是苏定方并没有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
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
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
情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也出降，百济都城告陷。
（在朝鲜驻扎的薛仁贵。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
苏定方留下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刘仁轨为熊津都督。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贼心又起，暗中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701年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
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
倭人看到有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女人。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他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当倭国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
公元663年8月17日，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倭国（701年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
倭寇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六倍，但是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倭寇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
当时倭寇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军将士往往顶不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战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疆域。图片来源于网络）
海上大败，百济、倭寇陆军也顶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四处逃窜。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
白江口战役，日本大败。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轻易打中国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