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万历十五年》
今天就来聊一聊，为维护君主的个人统治建立起的一套庞杂的官僚体制，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的人物设定是一个有传统文人风格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仅靠美色还不足以把他拉下水。于是奸商们培训美女读了一本他每天放在案头的《万历十五年》，一个有理想有原则的大学教授，清高且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就这样最终在美女的诱惑下没有把持住自己。
这个情节设定多少带有一点对知识分子式清高的讽刺。小高天赋再高，仅靠一个月的培训，对历史的理解又怎么可能比身为历史教授的吴老师更深刻呢？归根到底征服老高的还是美色。
没有道德感的人会作恶，有道德感的人也会作恶，区别是没有道德感的人作了坏事可以心安理得，而有道德感的人做了坏事内心会受折磨，因此有良知的人作恶就需要找一个理由来欺骗自己的良心。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给龌龊的行为加上一个高尚的动机，就好比鲁迅讽刺的那样，偷本来是可耻的事，但如果偷的是书呢？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像高这样清高的知识分子，仅为美色就折腰是无法欺骗良心的，但如果美女同时又是“才女”，又和自己“灵魂契合”，那就可以说服自己把奸情当爱情了。剧中把老高与小高“灵魂契合”的钥匙就设定为了这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契诃夫说过：“如果故事中出现了手枪，那它就非发射不可”，好的文学作品中不该有一个情节和道具的设计是无意义的。原著周梅森老师将这把“钥匙”设定成《万历十五年》可谓是相当贴切。
（图）《人民的名义》高育良
首先，书的内容紧扣这部剧的主旨。
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吏治最腐败的王朝，而《万历十五年》正是通过对明朝末年社会结构的深刻剖析，展现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低能和腐败。
比如过去对于明史的叙述，几乎都认为明朝赋税沉重，从而导致人民负担过重。
黄仁宇详细研究了明代的赋税，并与同时期的欧洲比较，发现明朝的税收并非很重。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黄仁宇先生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赋税真的都进了国库明朝的财政应该很宽裕，但明末加派三饷恰恰是因为政府没钱。
崇祯皇帝让大臣们捐款，大臣们都哭穷谁也不肯捐，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却从这些贪官手里榨出了大笔的财富。
事实证明钱确实不在国库里，都在贪官家里。
因此并不是所谓的“国富民穷”，而是民穷国也穷，真正富起来的是既得利益阶层。
这一观点与电视剧中的一大重要主旨非常契合，剧中多次提到贪腐行为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怨沸腾，让政府替贪官背了骂名。
（图）万历皇帝明神宗
书中重点阐述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由汉唐的领先转为明清的落后，症结所在就是长期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这也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思想相吻合。
中国人自古以来确实是相信道德不相信法制。
儒家思想就是一种贤人政治思想，认为让好人掌权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分析历史人物往往还是喜欢用好坏二元论，包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讨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人性是极其复杂的东西，“人是矛盾的综合体”，哪能简单地用好坏来说清？
好人照样会作恶，坏人也不一定不行善。
况且人是在不断变化的，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吗？而且好人的形象是可以通过作秀来获得的，如何真的界定好人坏人？
简单化地以好坏来区分人就会有很多问题无法解答。
由于长期以来对人的理解太简单化，所以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就从来不反思制度问题。
即便是历朝历代主张改革变法的人，每每反思社会问题最后反思的结论都是人的问题。
时代好就是因为皇帝是“圣君”大臣是“贤臣”，时代不好就是因为皇帝是“昏君”大臣是“奸佞”。
（图）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
西方认为君主会作恶是因为君主制度不好，所以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
而中国人认为皇帝作恶是因为某一个皇帝人品不好，所以每推翻一个皇帝，换一个新皇帝就草草了事了。
诸葛亮的很多思想都已经偏法家了，但是就连他对官僚政治的理解也还是简单化的“亲贤臣，远小人”，可见人的思想确实很难超越时代。
让好人当官就能解决腐败问题吗？
看看我们身边的现实世界，好多贪官之前也都看起来是好人。
人作恶并不简单地因为什么人品，是因为他具有了作恶的能力，每一个有能力腐败的人都是潜在贪官。
所以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制度。
因此黄仁宇在书中痛批了中国古代以道德代替法制的问题。
（图）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也是欧洲历史中第三个被处死的国王。他被推翻了统治后，最终被推翻者结束了性命。
其次，这本书的选取非常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教育背景的设定。
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史记》里的人物对白几乎都是虚构，但虚构有虚构的艺术。
同样是看见秦始皇的仪仗，司马迁给刘邦虚构的台词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潜台词：“你看人家怎么活的！”），给项羽虚构的台词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潜台词：“没什么大不了的，爷比他强！”）。两句话一对比，人物性格、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的不同立刻体现出来了。
与《万历十五年》反映同样问题的书还有很多，但可以说最适合做这把钥匙的还真的就是这本书。
如果学术性太强，很可能老高读的津津乐道，小高却完全看不懂。
如果过于浅显，也许小高理所应当能看懂，但却不可能打动高书记，而《万历十五年》恰恰是一部深入浅出，什么人都能看懂的好书，是一本用小说文学的语言风格书写的严肃深刻的史学著作。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提及了这部书出版时的尴尬境遇，
“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嫔妃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剖析，实在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
而出版时所遭遇的尴尬，在日后看来恰恰成为了这部著作的成功之处。
（图）董仲舒，西汉思想家。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学术著作能成为畅销书吗？
这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的一个话题，似乎学术性和通俗性很难兼顾。
很多畅销作家所创作的历史读物往往会被严肃的历史学家嗤之以鼻，而严肃的学者尝试着去写畅销书，最终也往往都以失败告终。
“深入浅出”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却非常难。
《万历十五年》是“深入浅出”的典范，它虽不是那种可以当段子看的闲书，但绝不会让你觉得枯燥难懂。
最可贵的是这样一部通俗易懂的著作，其学术性和思想深度却远远强于很多学者故作高深式的“学术专著”。
其实把高深的道理说的通俗易懂才是真本事，无奈今天的学术界弥漫着一种风气就是以让人读不懂为能事，仿佛懂的人越少越证明自己高深，好像稍微用点修辞打点比方文章就“不学术”了，仔细读来就会发现除了语言晦涩好像也没有什么高深的不得了的道理在里面。
而黄仁宇这部“小说语言”的著作却实实在在地包含着很多深入独到地思考。
讽刺的是黄仁宇先生的这部神作如果用天朝普遍遵循的“学术规范”来衡量，似乎作为一篇硕士论文也很难顺利毕业。
（图）德国眼中的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打天津。
《万历十五年》乍看是一部明史著作，但要是真的把它当成一部明史著作那就把它看潜了。实际上这本书探讨的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李约瑟难题”。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一问题后来被进一步推广为“各方面都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到近代转而落后了？”
这样宏大的问题按理说应该是一个“长时段”的研究，但黄仁宇却从中国历史上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切入来解读。
既然是史书总要有个体例，那《万历十五年》是什么体例呢？
显然不是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由于每章节以一个人物命名，所以乍一看有点像纪传体，但仔细看每一章的外延都很大，远远不局限于一个人物，又好像不是纪传体。
似乎在中国传统的史书体例里就找不到这种方式。
在病理学研究中，会取一定大小的病变组织，制成病理切片，用显微镜进一步检查病变的发生发展过程，最后作出病理诊断。
古气候学家会经常到南北极的冰川中去钻取“冰胡萝卜”，术语叫采冰样，目的是通过在远古形成的冰川中寻找气泡以研究远古时代的地球大气。
对于万历十五年的选取，似乎更像是历史学的“病理切片”和“冰胡萝卜”，在“显微镜”下观察公元1578年，从而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出分析和反思，是一种用科学的思维去研究人文学科的方法。
（图）利玛窦，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
那么即便是为寻找近代中国走向落后的“病因”而做的“病理切片”，为什么作者选择的不是1840年等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而是选择了看似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呢？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近代中国的落后虽然是从1840年开始显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从1840年才开始发生的，其实病根早就存在了，只是到了1840年才开始出现“临床症状”。
其实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早隐藏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基因”中了，那就是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官僚体制，这一弊端在明末达到顶峰。
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国大历史》中称秦统一后所建立的官僚体制为“政治上初期的早熟”。
秦的统一为此后千百年的中国历史树立了中央集权的传统，像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在同时代的西方是无法想象的。
黄仁宇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其他各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并没有很大的歧异，从秦统一开始中国的历史则走上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
早熟未必是好事。
先秦时代有诸子百家争鸣，大一统实现之后不仅是“书同文，车同轨”，思想也要统一起来。思想服务于皇权，被用国家机器强制统一下来以后，中国古代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繁荣的时期了。
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正好是世界范围内思想大繁荣的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各文明中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东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诸子百家。
确如黄仁宇所说，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历史轨迹与世界其他各文明大体是同步的。
（图）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之间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大一统形成之后，由于体制对思想的控制，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的大繁荣时期。
到近代前夕，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却僵化到了极致。
为维护君主的个人统治建立起的一套庞杂的官僚体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逐渐僵化腐败，效率低下，成为了阻碍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种体制“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朝最甚……”
黄仁宇认为“这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历史有如此深入独到的解读，离不开其宏观的“大历史”视角和科学化的研究方式，而这些又不得不从黄仁宇先生的个人经历讲起。
黄仁宇生于湖南长沙，据他自己回忆，从小就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
1936年，他进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黄仁宇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学习，毕业后编入国军十四师驻扎云南边境，后来在中国驻印军中任过参谋。
抗战结束后，黄仁宇随部队进入东北，三个月后即被官派留学到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因此并没有卷入内战，后来在东京驻日代表团任上退伍。
但另一方面，在抗战初期和国共合作时期，黄仁宇结识了很多左倾名流并惺惺相惜。由于这些经历，黄仁宇的立场开始超越党派。
退伍之后，黄仁宇赴美攻读新闻学，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后来转读历史，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明代的漕运》。
黄仁宇曾先后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1967年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70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
（图）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超越党派的思想立场和美国求学的背景使黄仁宇的史学思想与同时代海峡两岸的主流史观都大不相同。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亲身经历者，加上与李约瑟博士共同工作的经历，使黄仁宇对于“李约瑟难题”能够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而美国的求学经历还为黄仁宇提供了偏西方式的研究思维，因此黄仁宇所提出的“大历史观”非常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
以一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中国社会的“一粒沙中见一个世界”的研究方法也非常符合年鉴学派提倡的“微观史学”的研究视角。
黄仁宇中西合璧的史学思想为两岸史学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冲击，因此在当时也造成过不小的争议。
时至今日史学界对黄仁宇的一些观点仍然是褒贬不一，但对于《万历十五年》的研究视角和书写方式几乎是一致的好评。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 《雪松说事》专栏 | 文：林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