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人往往有一个错觉，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天生就是海洋民族，一定比中国更善于发展海军。实则不然。在农业文明时代，受到技术条件的先天局限，长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至多有一些河海文明。传统日本水师的战斗力和活动范围，甚至不如中国水师。丰臣秀吉远征朝鲜时，其水师也始终无法夺取制海权，导致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后勤补给线。实际上，在整个漫长的日本战国时代，水上力量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打来打去，打的都是陆战，争夺的是关东、关西两大平原。德川家康进行二百年的锁国，更是一个内陆性的闭关倾向，这就导致日本完全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等到日本开关的时候，铁路出现，全球国际形势已经再度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进行海军建设，并不存在想象中的巨大先天性和民族性差别。后来结果胜败殊途，判若壤宵，关键在于晚清海军建设思路出了严重问题。
当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清王朝官僚集团的主流已认识到，传统的一套水师、炮台制度已不堪再用。如丁日昌所论：“自海氛搆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而无用。”[ “湖广总督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页1。]内阁学士梅启照也认识到，传统水师“以靖内匪则有余，以御外患则不足”。[ “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筹议海防折”，同上书，页20。]
但是，如何创建一支新式海军？这个问题就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了。
相对于那些动辄唱道德高调的腐儒经生，李鸿章等实干派官员，业已敏锐的把握住现代海军武器的变革。但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的看清现代海军的全貌。由于受到科举内容的影响，晚清精英阶层对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均非常隔膜，甚至不乏以奇技淫巧大加排斥者。在这种氛围中，魏源能率先认清西洋坚船利炮的现实，可谓当时的开明思想，但仅知坚船利炮，而不知船炮背后之兵制、战术、后勤、人事、思想、精神，则是先行者往往难以避免的局限。不幸的是，整个晚清时代，始终未能突破魏源的这个起点。
▲李鸿章
事实上，武器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中，确实非常重要。其原因在于：武器居于人、战术、技术和生产力的交汇地带，并在与这些因素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战争模式。在农业文明时代，制造业的规模有限，兼之技术变革的周期非常漫长，从而严重限制了武器的重要性。所以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更易于形成战斗力。这个时代，战争的艺术性远高于科学性。进入工业时代后，制造业的重要性直线上升。同时，随着科学革命的形成和不断深化，技术变革周期日趋缩短，武器的重要性随之直线上升。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在于武器取代了其他决胜因素，而是使得其他决胜因素的运用必须高度依赖武器而展开。战争的科学性随之开始压倒艺术性。
在这样一个战争日趋科学化、精密化的时代，没有新式武器，再想靠传统的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弥补装备差距，或可成功于一时一地，但终究难以持久。反之，如果只有新式武器，却完全是旧式编制、指挥模式和战术思想，同样无法进行真正的现代战争。这是魏源时代的国人难以迅速领悟到的一个系统认识。影响所及，整个近代中国军事学说发展，始终跳不出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的低级对立，而从未升华到立足战争需求发展新武器系统和立足武器变革设计新军事体系的高端互动。
当恭亲王和文祥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时，[ 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晚清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483。]其实质并非要以新式武器为着力点，进而探究整个现代战争体系，而是满足于“制器”本身。曾国藩固然不满足于“制器”，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 同上书，页484。]但是，在“修政事、求贤才”与“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全部被曾国藩无视了。而其“修政事、求贤才”本身也有很大局限，仍不出传统儒学内圣学派的一套道德语系。
最具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内阁学士梅启照所言：“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 同上书，页15。]更深层的思想展示，则莫过于光绪二年李鸿章在《答彭孝廉书》中的夫子自道：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盖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 《李鸿章全集》，第37册，页58。]
这个道器论的最大问题即在于，“道”过于高端抽象，“器”过于低端具体，而缺乏中间环节的连缀。这也可由李鸿章本人的经历所证明。早在太平天国内战期间，李鸿章关注的即为纯武器装备问题，他一度以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李鸿章全集》，第29册，页218。]“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 同上书，页220。关于轮船与西式火炮对苏南战役的影响，参阅林伯格、陶德合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译：《近岸、近海及远洋舰队：自1861年迄今地理环境对海军作战之影响》，页314—320，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印，民94。]此后，他对现代军事变革的关注虽从单纯的战斗装备渐次扩展到新式交通、通信手段，但在本质上仍未突破“道器论”的窠臼，对现代军事体系、军事学说和陆海战形态严重缺乏理解。此后，李鸿章本人随着官阶的提升，自然不可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他聚拢的一批智囊精英也无一人能突破这个格局。甚至在平壤失守、黄海海战之后，他总结战训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
“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陆战之不力也。”[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630），《中日战争》，第3册，页112。]
总而言之，相对于那些对现代武备一窍不通的旧式文人，李鸿章固然有其超越同侪之处。但终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就严重限制了晚清军事建设的成就。没有军事力量保驾护航，一切发展性变革终将验证亚里士多德关于“失去武装保护的财富只能引发强邻觊觎”的预言。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晚清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却无人意识到这一点。晚清之海军建设即深受此种认知缺陷的拘束，始终未能得到真正有力的发展。
如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便以为但有三十余艘蒸汽炮舰，即足以捍卫海疆，甚至直接以“轮船水师”指代新式海军。[ “湖广总督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同上书，页1-2。]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亦仅知“水路之利，在轮船巨炮”。[ “福州将军文煜浙闽总督李鹤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奏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同上书，页3。]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则唯知买船、造船、修船、筹饷。[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筹议海防应办事宜折”附件，同上书，页8。]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将海防、海军问题总结为：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他还乐观的认为：“期以一年半而铸枪炮厂成；两年而炮台备；三年而水师立；五年而水师大备。”[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筹议大治水师折”，同上书，页51-57。]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虽认识到“旧船旧炮”导致中国战败，却不明白这不等于说有了新船新炮就能克敌制胜。[ “会办福建军务大臣兼船政大臣张佩纶奏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折”，同上书，页39。]内阁学士梅启照一论“仿造铁甲船”，再论“速购铁甲船”，可谓只知买船、造船，全不知现代海军为何物。其他如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后来出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所见亦不出前述买船、造船、修船、筹饷的范围。[ 同上书，页9-50。]这就异口同声的把海军问题简化为武器问题，又进而把武器问题简化为财政问题。
李鸿章虽能认识到“自泰西各国竞起争雄，陆兵以德为最精，水师以英为最盛”，但一说到精和盛的实质，就又绕回到“船坚炮利”、“治战舰、枪炮”。[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同上书，页21。]他也知道：
“西洋英、法水师，雄视欧洲。盖萃数十万人之心力，费数亿万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非一蹴可几也。惟德国海岸仅四千余里，同治九年胜法后，始创设海部，扩充海军，今已扬威域外。日本讲求水师二十余年，虽船只无多，西人咸称其规模确具，操练有法。”
但一说到何以如此，就又退回到了“该两国皆以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此西国一定办法”的皮相之谈上。[ “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奏李鸿章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恳旨明正典刑折”，同上书，页33。]结果就是，只能看到舰船，而看不到海军。
在这样一个狭促的基础上，清廷大员们紧跟世界海军兵器的发展前沿信息，却始终不知道什么叫海军，自然更不可能拿出一套可行的海军发展规划。虽然在晚清官场上偶尔也有人论述到海军制度、海军教育和海军基地等问题，但都很难形成认知的突破。
有一段时间，清廷居然还将海军的管辖权归在外交部性质的总理衙门之下。中法战争后成立的总理海军衙门，既不是个海军军政机构，也不是个海军军令机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兼职，更像是一个负责海军筹办的委员会和秘书处。此外，既然连陆军都没有引进参谋总部制度，更难以指望海军迈出这一步。结果就是，晚清建设海军数十年，却始终处于既没有军政系统也没有军令系统的无脑无心状态。
同样成军于中法战争后的北洋海军，虽然使用了海军的名称，对外使用大清国海军的称呼。但其在本质上仍只是一支舰队，被置于直隶总督的管辖之下，与北洋陆军相并列，仍是一支半地方化的部队。其他如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同样只能在传统的督抚制度下，分割在不同的总督辖区，变成高度地方化的军队。四大水师平时缺乏统一管理，战时缺乏统一指挥，严重浪费了本就匮乏的国家资源。
现代兵役制度同样没有被清廷提上讨论的日程。到甲午战争爆发时，相比日本海军上万人的精干队伍，中国北洋海军只有四千余人，完全没有预备役和后备役支持。
至于海军教育，清廷则长期局限在买船、修船、造船、驾船的纯器物层面，对海军学说、海军条令的建设高度忽视。以著名的船政学堂为例，该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堂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后堂以培养驾驶人才为主。基本上没有超出船舶制造和船舶驾驶的范围。后来李鸿章在北洋辖区内建设的各类海军教育机构，也大多如此。而且当时中国普遍以科举为正途出身，藐视新式教育，这就严重限制了海军教育的生源质量。
▲船政学堂合影
学生入学之日，校方要和家长、学生签订保证学生绝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契约。每逢科举考试之时，整个学堂就会如临大敌的全面戒严，并将所有学生集中起来作监督性管制，以防有人偷偷外出考试。不仅学生如此，对于那些没有“功名”，或科场不利的老师，也要防止他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八股考试上。这种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员，不仅知识面狭隘，且严重缺乏职业尊严感，严重限制了海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