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上奏咸丰，请求设立外国语学校。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提出设立外语学校。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在抵抗外强侵略时，一些注重社会实际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于是，要师夷、制夷，就得先知夷；而知夷就要懂得洋文，这样才能了解外国。
但是，郭嵩焘的建议并未得到朝中重臣的支持。
同文馆
直到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恭亲王奕欣受命前往议和。奕欣不知从何开始，只好委托之前俘虏的英国参赞巴夏里致书联军统帅联系议和。这巴夏里可能是怀恨在心吧，亲书了一封中文信，但在旁边也写有数行英文。这下可难到了大清王朝的大臣们，因为没人认识这些英文的意思，哪里敢立即发出。之后，听说天津的一广东人通晓洋文，随即八大轿将他抬进紫禁城。最后，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经此人辨认，那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里的签名及年月日而已。这让清政府很没面子。这样，朝中开始有人支持郭嵩焘开设外文学校的建议了。
不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签定和重新修改的《天津条约》，两个条约中都有关于两国交涉使用文字的条款。规定：两国交涉均使用英文或法文，暂时附送中文，待中国选派学生学习外文后，不再附录中文照会，而且此后若是对各项文件或文词有争议的，都以外文为准。
就这样，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恭亲王奕欣不得不与桂良、文祥联名上奏：请开办外语学馆。
同文馆的学生跟洋教头学外语
俗话说，朝中有人就是好办事，咸丰皇帝很快就批准了恭亲王奕欣等人的建议。
1862年6月11日，总理衙门挑选八旗学生十人，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
次年4月，俄罗斯文馆并了进来，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柏林被聘请为俄文教习。不久，也开办了法文馆，聘请法籍传教士司默灵为法文教习。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建馆伊始还沿用私塾教学，加上学生基础又太差，同文馆难免受到顽固派的指责。
直到丁韪良出任总教习后，开始添设德文馆，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成为兼并西学的综合性学校，一改之前只是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的局面。之后还设置东方馆，主要就是学习日文。
京师大学堂
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 1月，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下令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学习外文的专门学校。
而这个京师大学堂始建于1898年，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1902年学堂恢复时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次年友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因此，也可以说京师大学堂和作为京师大学堂一部分的同文馆，实际上至今还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