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国民党军队也曾在沦陷区同日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游击战，使侵华日军受到了有力地牵制和消耗。虽然国军的敌后游击区因种种原因最后大部丧失，但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部分，国军敌后游击战的战史与教训应该被后人所铭记。
正在训练的国军士兵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日两国随即进入到了全面战争的状态。在这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战场上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激战。但是由于国力孱弱、战力不足，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太原、南京等地的战斗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部队损失惨重。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一些高级将领逐渐转变思维，开始认识到了游击战的价值与作用。例如，国民党第52军军长关麟征曾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在对日作战中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随后军委会通令各战区“我为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要线上，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增加抵抗力，一面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此后，国民党军遂在各战区同日军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
国民党军的游击战最早从河北省展开。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河北境内的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为长期抗战起见，国民政府将万福林和孙殿英的部队留在了河北，并将河北保安部队改编为第181师，以利统一指挥。1938年夏，蒋介石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统一指挥河北境内的国军同日军进行游击战。
在山西方面，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第二战区将所有部队转入山区，同日军开展游击战。同时，原属第一战区的第14集团军也被命令继续留住晋南，协助二战区部队作战。1937年12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山西划为七个游击区，各游击区部队以太行山、吕梁山和中条山为依托，同日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另外在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国民政府也安排了相应的部队留守，以协助并策应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行动。截止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同日军开展游击战的部队已有数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约为30个师，共计30万人。但总的来说，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之前，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依旧实行以阵地战、正规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游击战仅是正面战场军事行动的从属部分，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
驻扎在山西中条山的国民党敌后抗日部队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面对新的战场形势，国民政府重新调整了军事战略，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凸显。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变敌后方为其前方，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置在敌军后方担任游击”。自此以后，国民党军队敌后游击战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加游击战培训班的国民党军官
1939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再向敌后游击区增派30个师的兵力，已进一步扩大对日游击战的规模。为了协调敌后各部共同对日作战，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增设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于学忠和鹿钟麟分任这两个战区的总司令。经过调整充实，到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在冀、察、鲁、苏四省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国民党军已达35万人以上，其中正规军为15万人。
除了以上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外，国民政府又设立了隶属于第一战区的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所属部队进行对日游击战。同时为了牵制武汉地区日军以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国民政府还设立了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以桂系宿将李品仙为总司令，该部所辖部队以大别山为根据地同日军长期周旋，使驻武汉日军受到了很大威胁。
在大别山区阻击日军的国民党军官兵
在与侵华日军的战斗中，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曾取得了很大的战果。1938年初，趁日军主力东调参加徐州会战之机，山西国民党军向留守日军展开了猛烈攻势，将其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各部“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充饥”。1940年4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品仙随即指挥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对日军发起攻势，参战部队给予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并趁虚袭击了安庆，同时还对武汉发起了佯攻，有力配合了国军在主战场的军事行动。
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鄂豫皖游击区的国民党军奉命袭击日军的侧后，以配合保卫长沙的战斗。在这次攻势中，李品仙指挥部队对平汉铁路两侧和沿长江一线的日军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调动3个师团的兵力予以应对，从而大大减轻了长沙守军的正面压力。
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军官兵
除了在多次战役中有力地配合各战区主力部队作战外，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还曾击毙过多位日军高级将领，有力的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士气。譬如，1941年2月5日，驻广东省中山县的国民党军挺进第三纵队击毙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1942年12月8日，驻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第138师击落了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冢田攻一行人等悉数毙命；1945年3月17日，驻浙东的国民党军打死了日本海军第四特遣队司令山县正乡中将。
冢田攻
1943年以后，国民党敌后战场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冀察战区，1943年4月，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5月，庞炳勋在被日军俘虏后降敌；8月，刘进的第24集团军也在遭到日军的重创后渡河难撤。在鲁苏战区，于学忠所部屡遭日军进攻，损失重大，被迫于1943年7月向皖北地区撤退。另外，驻大别山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屡次遭到日军猛攻，游击区的首府立煌县（今金寨县）曾一度被日军攻占。
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敌后部队或是覆灭于战场或是成为了伪军，真正在战斗中坚持下来的部队为数甚少。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山西、冀察、鲁苏、浙西、大别山等根据地，大部分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只有晋西南、鲁西南、大别山腹地、海南岛内地等少数游击区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是不成功的。国民党高层自始至终一直将游击战作为正面战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从未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国民党军难以在敌后战场长久坚持。另外，军民关系恶劣、派系斗争严重、部队素质低劣等原因也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虽然国民党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就抗日战争的全局来看，国民党军在敌后的作战仍旧有其重要的正面意义。国民党军的对日游击战争消耗并拖住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不仅有力的支持了正面战场国军的作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虽有其局限性，但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样是应该被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