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导读：金朝灭亡前夕，金哀宗对侍臣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金哀宗确实“无大过恶”，不同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他为挽救金王朝的灭亡而夙兴夜寐，殚精竭力，但终于无法阻止这个没落王朝必然灭亡的趋势，他自己也未能逃脱亡国之君的可悲结局。
文｜吴桐
金朝灭亡前夕，金哀宗对侍臣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金史·哀宗纪》。以后凡引自该篇，不另加注）
金哀宗确实“无大过恶”，不同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他为挽救金王朝的灭亡而夙兴夜寐，殚精竭力，但终于无法阻止这个没落王朝必然灭亡的趋势，他自己也未能逃脱亡国之君的可悲结局。今天读到，仍是不免唏嘘喟叹。
【01】力和宋夏，全力抗蒙
金哀宗名完颜守绪，是金章宗完颜珣的第三子，生于章宗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八月。泰和（1201——1208年）年间，授金紫大夫。宣宗即位，进封遂王。贞祐四年（1216年）正月，被立为太子。
元光二年（1223年）十二月，宣宗驾崩。第二天，完颜守绪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此时，金王朝立国已百有余年，太祖、太宗时“天下莫强”的盛世早已无影无踪，世宗时“上下相安，家给人足”（《金史·世宗纪下》）的小康局面，实际上也已成为不可复返的历史陈迹。
此时此刻，哀宗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千疮百孔、衰败不堪的末世王朝：内部政治腐败，经济残破，红袄军大起义绵延不绝；外遭强大的蒙古不断从北方进攻，黄河以北已尽为蒙古所占，金与西方的西夏、南方的南宋也时有战争，不断地消耗着濒临衰竭的国力。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力图振作起来。即位的第二天，就下诏宣布：“有便于时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此后，为救亡图存，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金宣宗面对蒙古的猛烈进攻，一再妥协退让，不敢组织有效的抵抗，却寄希望向南方的宋境开疆拓土，以弥补北方的丧师失地，把主要兵力放在南侵上。结果，不仅“扩地”不成，自己却“士马折耗，十不一存”（《金史·完颜合达传》），处于腹背受敌的困难处境。
与西夏也是“构难十年不解”，弄得“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金史·外国传上·西夏》）。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迅速停止对宋、夏的战争，正大元年（1224年）六月，哀宗派枢密官移剌蒲阿领兵到光州，四处张榜，告谕宋界军民，表示从今以后，“更不南伐”。
宋廷起初尚不大相信，但是十年之间，哀宗“屡敕边将不妄侵掠”又于正大七年（1230年），下令将清口宋败军三千人“悉纵遣之”。从这以后，“宋人始信之，遂有继好之意”（《金史·完颜合达传》），宋金矛盾相对缓和。
正大二年（1225年）九月，哀宗又与“从来臣属我朝”的西夏结为兄弟之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样，金国摆脱了三面受敌的困境，得以集中兵力，主动向蒙古军发起进攻，接连收复了平阳、太原等军事重镇，抗蒙斗争的局势稍有好转。
金朝末期，政治黑暗腐败，奸臣得势，正气不得伸张。哀宗即位之初，就将声势煊赫、残酷苛刻的吏部侍郎蒲察合住处死。将左司员外郎尼庞古华山贬逐出京。“逐二奸臣，士大夫相贺”。
对于犯法的皇亲国戚，哀宗也能不徇私情。内族王家奴倚势杀一主簿，诸臣纷纷为之求情。哀宗道：“英王（完颜守纯）朕兄，敢妄挞一人乎？朕为人主，敢以无罪害一人乎？国家衰弱之际，生灵有几何，而族子恃势杀一主簿，吾民无主矣。”当即传旨，将王家奴依法处斩。
武仙是一个地方豪强，一度投降蒙古，因与蒙古主将史天倪有矛盾，遂杀史而归金。对于“财富兵强”（《金史·武仙传》）的武仙，哀宗极力笼络，复封其为恒山公，置府于卫州。这对于争取中间力量，稳定当时的抗蒙武装，起了积极作用。
【02】揍奸佞之臣，争中间势力
为了激励人心，哀宗为抗蒙死难的将佐建立“褒忠庙”，并“书死节子孙于御屏，量材官使之”，先后起用“为人忠实，忧国奉公”（《金史·把胡鲁传》）的把胡鲁，“为政镇静”、“通达吏事”（《金史·胥鼎传》）的胥鼎为平章政事，用“熟知敌情，习于行阵”（《金史·完颜合达传》）的良将完颜合达为参知政事，分掌军政大权。尤其是提拔了抗蒙名将完颜陈和尚,更是值得称道。
完颜陈和尚是名将完颜斜烈的从弟，因被诬为“以私忿杀人”（《金史·忠义传三》）而囚于狱中。斜烈死后，哀宗不顾台谏的反对，毅然将其释放，并对他说：“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名，国家得汝力，始以我为不妄赦矣。”陈和尚被感动得“且泣且拜，悲动左右，不能出一言为谢。”（《金史·忠义传三》）
果不其然，完颜陈和尚没有辜负哀宗的期望。正大五年（1228年），他统率四百名忠孝军骑兵，在大昌原大破蒙古八千之众，解了庆阳之围。史称“盖自有蒙古之难，二十年间始有此捷”（《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正大七年（1230年），陈和尚又于卫州城下大破蒙古军，解了卫州之围。
正大八年，陈和尚再次在倒回谷大败蒙古名将速不台。陈和尚率领的忠孝军，日益成为“诸军倚以为重”（《金史·忠义传三》）的一支抗蒙劲旅。
正大三年（1226年），哀宗于内庭置“益政院”，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远”者数人兼之，并以礼部尚书杨云翼等为益政院说书官，每天以二人值日，以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金史·百官志二》）。直到天兴二年（1233）年，哀宗出奔归德，才不得不取消了这项制度。
为了总结前代“治世”与“乱世”的经验教训，哀宗命人修纂了《大定遗训》和《宣宗实录》，编订了《尚书要略》，天兴元年（1232年），还亲自于汴京“释奠孔子”。
以女真贵族为主体的金政权，从建立开始就一直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就连以“小尧舜”著称的金世宗，也在一定程度上歧视汉人与契丹等族人。我们没有史料证明金哀宗在改变民族歧视方面作过努力，然而尊孔崇儒，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尤其能团结汉族人士共同抗蒙。
《金史·忠义传四》载：“是时，女直人无死事者，长公主言于哀宗曰：‘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无事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能不怨。’上默然。”这儿所说的“诸色人”，就是指女真族以外的各民族。
陈和尚率领的忠孝军，就是在蒙古侵掠中投附金朝的各族军队，包括回纥、乃蛮、羌、浑以及中原被俘逃来的汉人。当然，这主要是蒙古野蛮入侵，与中原各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哀宗尊孔崇儒，显然也对团结各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3】倡儒学，开言路，课农桑
哀宗即位之初，就传旨：“草泽士庶，许直言军国利害，虽涉讥讽无可采取者，并不坐罪。”邠州节度使贡来象征“祥瑞”的白兔，哀宗道：“得贤臣辅佐，年谷丰登，此上瑞也，焉事此为。”却而不受，并派使者“遍谕四方，使知朕意”。陇州进黄鹦鹉，哀宗说：“外方献珍禽异兽，违物性，损人力，令勿复进。”
正大元年（1224年），哀宗改定辟举县令法，“以六事课县令”，在京东、西、南及陕西设大司农，以“京师大司农总之”，司农以下设卿、少卿、丞等官职，卿以下轮番出外巡察，考核官吏的政绩以决定升贬。史称“使节所过，奸吏屏息，十年之间民政修举，实赖其力”（《金史·百官志一》）。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可以看出，哀宗以劝课农桑来考核官吏，还是收到一定效果的。
哀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蒙图存，为此，他尽力笼络人心。元帅颜盏虾蟆献给他两匹好马，他说：“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此岂能尽其力？”当即把此马转赐给颜盏虾蟆本人。
开兴元年（1232年）三月，蒙古军大举围攻汴京。哀宗冒雨出来慰劳军民，百姓要跪下叩拜，哀宗连忙止住道：“勿拜，恐泥污汝衣。”随从官员进上蓑衣，他说：“军士暴露，我何用此为。”将士们皆踊跃高呼万岁，“至有感泣者”。
哀宗又亲自登上承天门，抚慰西城将士。西城守将赤盏合喜起先经常以守卫凤翔有功而自夸，及守汴京时，蒙古军对西城的进攻最为猛烈。合喜吓得“语言失措，面无人色”（《金史·赤盏合喜传》），根本无法指挥守城，弄得“人情汹惧，皆以为旦夕不支”（刘祁《归潜志》）。
将士们只是因为哀宗经常亲出慰劳，这才“人自激奋，争为效命”，终于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保住了汴京，使金王朝的寿命又延长了二年。
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哀宗出奔归德；六月，又逃至蔡州。蒙古军队跟踪而至，对蔡州城展开了猛烈进攻。九月初九重阳节，哀宗于城内拜天，对将士们说：“比闻北兵将至，正汝等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虑不为朝廷所知，今日临敌，朕亲见之矣，汝等勉之。”因赏赐将士们以御酒。
未及喝完，逻骑驰奏：敌兵数百突至城下。将士们都踊跃出城，一阵猛击，蒙古兵奔溃。蒙古主帅塔察儿又以数百骑兵进驻城东，也被金兵杀得大败而逃。“自是蒙古不复薄城，分筑长垒，围之。”（《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蔡州邻近宋境，此时，南宋已与蒙古订立条约，准备联合攻金。哀宗命大臣完颜阿虎带出使宋廷，叮嘱道：“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以此意晓之！”
阿虎带到了宋国，哪知此时的南宋早已忘了北宋助金灭辽，旋即自身也被金灭亡的教训，不但不与金连和，反而出兵二万、运米三十万石以资助蒙古军。十一月，宋蒙联军将蔡州城围得铁桶相似，金朝灭亡的命运再也无法避免了。
【04】大兵压境，不敢当皇帝
联宋无望，哀宗自知无法逃脱亡国之君的厄运，对侍臣说：“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献俘，或辱于阶庭，或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为了能侥幸保住金王朝的“百年之祚”，哀宗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传帝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哀宗道：“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朕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完颜承麟只得起而受玺。
第二天举行登基仪式，百官都来称贺。行礼完毕，就急忙出外拒敌，而南面城墙已插上了宋军的旗帜。不久，蒙古军也冲进城内，与金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哀宗见事急，嘱咐侍从焚化其尸，即奔入幽兰轩，自缢而死，年仅三十六岁（1198——1234年）。
完颜承麟退保子城，听说哀宗驾崩，急率群臣入内哭奠，并对众人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谥曰哀宗。”祭奠未毕，子城又陷。诸人忙举火焚烧哀宗尸身。这一天，完颜承麟也被乱兵所杀，金亡。
金朝后期，政治极端腐败，经济全面残破，灭亡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哀宗“区区生聚，图存于亡”，终于“力尽乃毙”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我们当然不能将金王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哀宗，但是，哀宗本人毕竟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既有救亡图存的一面，又有庸懦无能的一面。
金王朝联宋政策的破产，主要责任在宋方，倒也不能苛责于哀宗；但在打击奸佞之臣、任用抗蒙将相方面，哀宗做得是很不够的。
宰相高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谏官请哀宗“黜之以厉百官”，哀宗反问道：“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金史·高汝砺传》）
金自宣宗南渡以来，倚内侍为耳目，每逢临阵对敌，都要差一名心腹太监为监军。太监不通军事，多所掣肘，一遇强敌，又往往率先奔逃，严重挫伤了士气，因而屡吃败仗。对这一弊政，哀宗“因之不改，以迄于亡”（刘祁《归潜志》）。
正大五年（1228年）四月，宰相师安石与台谏御史等劾近侍张文寿等三人，希望哀宗将此“三奸“驱逐。哀宗勃然大怒，挖苦师安石道：“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师安石气得“疽发脑而死”（《金史·师安石传》）。哀宗也气得四天没有入朝视事。
【05】广开言路，广度有限
哀宗后期，重用“恇怯无能”、“贪鄙专愎”（《金史·完颜白撒传》），“只以能打毬称”（刘祁《归潜志》）的完颜白撒。蒙古兵猛攻汴京，“填壕过半”，白撒却以“恐坏和议”为由，传令众将士“勿放一镞”（薛应旂《宋元通鉴》）。众将士恨其不战误国，扬言欲杀之。白撒吓得“一夕数迁”（《金史·完颜白撒传》）。对这样的权奸，哀宗不但不严加惩治，还派出二百名亲军，暗中给予保护。
汴京被围时，哀宗要百官推举大将。大家推举刘益，哀宗不能用。一个月后，众军士又“挝登闻鼓乞将刘益”，哀宗还是不能用。哀宗自称“未尝信任小人”，大臣石抹世勣应声说：“陛下用小人则应有之。”哀宗忙问小人是谁？世勣历数了一批奸臣的姓名，并说：“陛下不知为小人，所以用之。”哀宗无言对答，唯有“涕泣”（《金史·石抹世勣传》）而已。
哀宗逃奔归德后,他一手提拔的元帅蒲察官奴发动政变,将他软禁于照碧堂,形同囚徒,诸臣无一人敢入见者。哀宗日悲泣云：“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为此奴所囚耳。”自己也承认了“不知用人”。好不容易与内侍宋乞奴等密谋，将蒲察官奴杀死，哀宗才获得了自由。
哀宗的“开言路”也有限得很。其即位不久，有一男子身穿麻衣，望承天门且哭且笑。侍卫抓住他，责问原因。那男子说：“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群臣请杀此人，哀宗虽然没有同意，却以“君门非哭笑之所”为由，将那男子“重杖而遣之”。
他下诏求言，并每天令一侍从官于宫门外，专门接受士民的言章。可是送进宫内后，却先令诸朝贵“披详可，然后进”，结果，“多为诸人革拨，百无一达者”（刘祁《归潜志》）。
《归潜志》的作者刘祁当时也奋然上书，并请求面见哀宗，叩陈利害，却被权臣所阻，终于未能如愿。汴京被围，哀宗巡城时，有一士人冒雨上疏。哀宗令左右收下，却不当场览阅，果断行事，而是敷衍地说要带回宫去就读，请上疏者耐心等候。结果又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哀宗于朝门外设登闻鼓，但是，从未见过他听从普通士民建议的事例，倒有他“杖杀新军挝登闻鼓者”的记载。他不让四方进献白兔、黄鹦鹉等珍禽异兽。可是有一次，他于后苑放鹞，那鹞儿飞出宫中，哀宗忙命近侍出外追寻。
近侍好不容易从一个农民手中发现了那只鹞儿，不敢说是宫中所失，只是向那农民百般索取。农民不与，近侍给了他一笔钱，才勉强将鹞儿赎回。哀宗知道后，竟要将那农民交付有司治罪。宋乞奴从旁谏道：“贵畜贱人，岂可宣示四方。”哀宗恶其大讦，“又杖之”（《金史·宦者传》）。
【06】战略战术，多有失误
在抗蒙战略上，哀宗也有很多失误。正大四年（1227年），蒙古兵复下平阳，平临洮府。陕西行省进三策：上策由哀宗亲率军出战，以激励士气；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哀宗无一听从，只是派使臣去乞和。结果，蒙古军长驱入陕，“关中大震”（《金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六）。幸好适逢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病死，蒙古军才暂时停止了对金朝的进攻。
四年以后，蒙古军三路齐发，大举攻金。此时，金朝的国势又大不如前，省院议以逸待劳，暂时坚守以避敌锋锐。哀宗却道：“今兵至不能战，止以自护，京师纵存，何以为国？”诏诸军屯襄、邓，与蒙古军决战。
结果，钧州三峰山一役，金军主力惨败，精锐全失，完颜合达、陈和尚等主要抗蒙名将死亡殆尽，“自是金不复能兵矣”（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
由归德迁蔡更是一个大失策。迁蔡以前，山东行省衮王完颜用安就上书言六不可：“归德环城皆水，卒难攻击，蔡无此险”；“归德虽乏粮储，而鱼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围，廪食有限”；“蔡去宋境不百里，万一资敌兵粮，祸不可解”；“归德不保，水道东行，犹可以去蔡；蔡若不保，去将安之”等等，认为若一定要离开归德，倒不如迁往“富庶甲天下的”（《大金国志》卷二十六）的山东。
【07】一边互食其肉，一边会饮歌吹
哀宗对此听不进去，果然，蒙古军会同宋军围困了蔡州。城中粮绝，“鞍鞾败鼓皆糜煮，且听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而蒙古军因得了南宋的粮食接济，于城外“会饮，歌吹相接”。城中饥窘，唯有叹息而已。迁蔡之初，哀宗激励将士，两次击溃了攻城的蒙古军。蒙古军不敢再攻，便分筑长垒，准备长期围困。
有人建议应乘敌军工役未竟，人马远来疲弊，麾军四面出击，必能将敌彻底击溃。可是哀宗却认为金兵初集，军心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战”（《大金国志》卷二十六）。待到长垒筑固，宋军南来，局势便再也无法挽救了。
统治中国北部一百多年的大金王朝，终于以蔡州城陷、哀宗自缢为标志，结束了自己的历史。目睹金朝衰亡的刘祁曾批评哀宗“以圣智自处”“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不知大略”（刘祁《归潜志》）等，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金哀宗在位的十年间，竭力组织力量抗蒙图存，这符合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也取得了可喜的胜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战局有所好转。
但是，他却无法挽救丧乱中的金王朝在经济、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阻遏生气勃勃的蒙古政权的猛烈进攻。再说，金哀宗毕竟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英武君主，因此，等待着他的，只能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悲惨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