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屈从之后，胡亥、赵高、李斯要对付的首要目标便是扶苏。因为扶苏占有的政治资源非常丰富。第一他是皇长子；第二他是秦始皇生前确定的丧事主持人，言外之意就是皇位继承者；第三他在朝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第四他与蒙恬拥有重兵，枪杆子里面是能够出政权的。
此时的大秦帝国只有两大军团：一是长城军团，二是南越军团。
南越军团远在两广，远水不解近渴，根本派不上用场。即使在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这支五十万人的南越军团也未能北归，所以，这支军团是指望不上的。
长城军团则不同，它驻守的河南地，就在大秦帝国的北边，沿着直道南下，很快即可抵达关中之地。因此，长城军团一旦兵变，对大秦帝国而言将是致命的。
扶苏尽管占有多重优势，但是，他有两个明显弱势：一是扶苏对其父秦始皇的病故与真正遗诏的内容毫不知情；二是赵高手中的皇帝符玺可以伪造遗诏。
如果扶苏知道秦始皇已经病故，知道父皇在遗诏里是想传位给自己，那会怎么样？肯定会发生兵变啊！
只要扶苏知道了真相，一定不会俯首听命。只要扶苏起兵，政变集团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乃至功亏一篑。
可事实是，扶苏不知道真相。
一句话，信息的不对称使扶苏陷入极大的被动。
多重优势被两个明显的弱势击倒。
在扶苏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政变集团便伪造了一个专门对付扶苏的秦始皇“遗诏”。
这个“遗诏”的核心是赐死扶苏。
也只有让扶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才能心安。否则，只会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以什么理由让扶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杀人的理由，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在这场政变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捏造赐死扶苏的理由更容易的事了。
以赵高为首的政变集团不但给出了理由，而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列了足足四条，每条都冠冕堂皇。
一是守边无功。
守边无功，就是说扶苏与蒙恬不能开疆扩土，数十万军队只有损耗，没有为国争来一丝一毫的土地（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史记?李斯列传》）。
本来，大秦帝国对草原民族采取的是防范为主的方略，这才有万里长城。长城，就是阻隔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道屏障，就是一种防御手段。
所以，蒙恬尽管有数十万大军，但他主要的任务也就是防范，而不是去消灭一个民族，况且，庞大的草原民族也无从消灭。
其实，只要能守住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由此看来，“守边无功”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借口。
二是诽谤朝政。
政变集团赐给扶苏的“诏书”上指责扶苏“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你多次上书议论我，对我的行政措施指手画脚。
可见，扶苏即使被贬到边地担任监军，也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始皇的劝谏。这恰恰是胡亥之流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其实，扶苏完全是为了帝国的长远利益，为了秦始皇的历史名声。
但是，对待不同政见可以从善如流，也可以诬陷为诽谤。因此，“诽谤朝政”也是一个借口。
三是谋立太子。
胡亥指责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真是颠倒黑白！谁日夜盼望太子之位？
扶苏如果真想当太子，他最好的办法是闭起嘴来，这样，也许他早就当上太子了。
正是因为扶苏不刻意以太子为人生目标，所以，他才屡屡上书，即使被贬到边地也不忘进言。
显然，这一条也是欲加之罪。
小人的龌龊之处就在于无耻且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龌龊强加于对方，从而证明自己的清白。
四是为人不孝。
胡亥给扶苏加了“不孝”的罪名，但是，并没有说明扶苏如何“不孝”。
真正的“孝”是恪守父训。
胡亥连父皇的遗诏都可篡改，还侈谈什么“孝”与“不孝”？叛臣逆子又有什么资格来谈“孝”呢？
这是他们最害怕别人定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所以急不可耐地先加在扶苏身上。
扶苏最终坚守“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古训而拔剑自刎，这恰好证明了扶苏恪守孝道。
政变集团将矛头对准扶苏。
看到这份伪造的“遗诏”，扶苏会怎么办呢？扶苏该怎么办呢？
扶苏接到诏书后，如同晴天霹雳，肝胆俱裂，痛心而泣，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史记?李斯列传》）。
一哭，二入，三自杀。扶苏的表现是对秦始皇的异常忠诚，但是，这种愚忠愚孝令人失望！
扶苏并非孩童，但是，他却有如孩童般的单纯。
他屡屡上书劝谏秦始皇，他不辨诏书真伪，看见赐死诏书就想自杀了事。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份诏书是不是假的，更没有想过这世界上还有人敢于伪造诏书。
扶苏的单纯令人敬重，亦令人吃惊。
诗人爱默生说过：“没有一件事比伟大更为单纯，事实上，单纯就是伟大。”单纯是伟大，但是，单纯亦可以是幼稚，甚至于单纯也可以是愚蠢。
如此的政治阅历，如此的政治判断，证明扶苏只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而并不是一位“合适”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位“合适”的大秦帝国的二世君王。
秦始皇一生不立皇太子，临终时又选了一个“合法”但不“合适”的皇位继承人。
这表明秦始皇尽管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颇有识人之明，但是，在选拔帝位继承人时却又丧失了这种智慧。
能处理好国事者，未必能处理好家事；而对于一位帝王来说，自古家事皆国事。
由于扶苏对这封假遗诏深信不疑，而且他觉得父皇既然都赐他死了，再请示还有什么意义呢？
随即自杀（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史记?李斯列传》）。
与扶苏同时被赐死的还有一人，此人的所作所为就与扶苏大相径庭。此人是谁？他为什么敢抗旨不遵呢？
蒙恬被囚，胡亥即位：政治制度的“胜利”
此人就是蒙恬。在逼杀扶苏的同时，胡亥、赵高、李斯还要逼杀蒙恬。
前文已言，蒙恬是精锐的长城军团的主帅，其弟蒙毅是秦始皇的正卿，蒙氏兄弟的存在对以胡亥为首的政变集团威胁同样严重。
所以，政变集团绝对不会放过蒙恬。
那么，他们给蒙恬加的罪是什么呢？
两条罪名：知情不报，为臣不忠。
扶苏既然图谋不轨，蒙恬自然就是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就是为臣不忠。所以，赐蒙恬死，将兵权交付副将王离（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史记?李斯列传》）。王离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孙子。
但是，蒙恬可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蒙恬虽然是武将，但政治经验颇为丰富。他看到扶苏想自杀，立即进行劝阻。蒙恬讲了四点：
一是陛下在外，未立太子，不能轻易自杀。
二是我统重兵，你为监军，我们身负重任。
三是单车一使，怎能轻信？怎知没有阴谋？
四是请示皇上，确认以后，再自杀也不迟。
（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史记?李斯列传》）
蒙恬比扶苏有政治经验，但是，蒙恬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宫廷政变。
蒙恬更不知道秦始皇已死，不知道胡亥、赵高、李斯已经将他和扶苏逼到了死亡线上——只要不起兵，任何请示都是白费；但是，蒙恬坚持要再请示。
可见，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当事人的判断能力大打折扣。
扶苏的愚忠愚孝替胡亥、赵高、李斯发动政变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也使蒙恬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但是，蒙恬坚持不自杀，坚持再请示，胡亥的使者只好将蒙恬先行关押。
使者回报胡亥。听说扶苏自杀、蒙恬被关，胡亥、李斯、赵高都极为兴奋（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见最担心的障碍已除，马上决定了三件大事：
一是立即返回咸阳；
二是诏告天下秦始皇驾崩，办理丧事；
三是拥立胡亥称帝。
就这样，得到扶苏已死的准确消息之后，载有秦始皇臭尸的车队才快速返回都城咸阳（可见，在确认扶苏自杀之前政变集团不敢返回咸阳！只能拉着臭尸在外瞎转悠，等待扶苏的消息），向外发丧，并立胡亥为秦二世。
胡亥诈立成功后，立即任命政变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赵高担任郎中令。
郎中令乃九卿之一，是掌管宫廷警卫、统领皇帝侍从的重要官职，皇帝最信任的官员才能担任此官。
可见，政变集团最担心的是扶苏的生死。
如果扶苏坚持不信，甚至于举兵求见秦始皇，麻烦就大了。
扶苏之死使政变集团彻底放了心，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对胡亥的登基造成多少威胁。
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大秦帝国，也由此开始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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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政变集团对其他二十多个儿子没有过多担心，偏偏盯住了扶苏一个人呢？
两点：不重要，来不及。
秦始皇的其他儿子确实都有资格当“秦二世”，但是秦始皇废封国、行郡县，导致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和拥有“遗诏”的胡亥相抗衡。这叫不重要。
胡亥当时最紧要的是处理唯一的一位“合法”继承人扶苏，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至于其他的兄弟，他还顾不上去处理，那些等秋后算账也不迟。这叫来不及。
政治制度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能量，经济制度决定一个人的经济能量。
秦始皇的儿子并非个个窝囊，而是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一系列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资源，无法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一展拳脚。
所以，只要法定继承人扶苏一死，胡亥的其他兄弟都不值一提。
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到的分封制的危害在未来，郡县制的危害在当下。由于没有进行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个个都丧失了拥兵为王的政治权力，在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之时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这位皇帝是假的、诈立的，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毫无作为。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扶苏自杀、蒙恬被囚的消息传来之后，“斯、高大喜”。
李斯的“大喜”说明此时他已经从屈从赵高堕落到主动为政变清障；赵高的“大喜”则是小人政变成功后的得意忘形。
文章配图来源《大秦帝国》
摘自《历史从未走远》王立群（著），大象出版社授权合作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