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好像更加活泛了。他是孔子。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里，孔子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位出生在乱世的悲悯者，大概不会想到，他和他的儒学会成为大一统中国的统治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有着巨大影响力。
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的儒家学说并非时代的主流，甚至在礼乐崩坏的背景下，他的学说还稍显反动。
因此，孔子的一生并不十分成功，晚年的孔子甚至在传播儒学中苦寻入世之道。
但在他去世三百多年后，这位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却起死回生一般，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
儒学成为古人的“文明信仰”，这位先贤也被抬进宗庙，接受亿万黎民的祭拜和颂扬。
从一个普通的门派领袖到中华民族的至圣，孔子的地位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么，孔子是怎样一步步成圣的？孔子封圣贤，总共分几步？
（图）孔子
1、人必须作古
在中国，这是成圣的先决条件。
包括黄帝被封为“中华民族始祖”，林默娘（妈祖）被封为“海神”、“天上圣母”等，都是死后才开启了升级模式。
在万民敬仰中，这些远去的身影愈发高大，并最终成为国人心中的信仰。
当然，也有在世就被封圣并到处立生祠的成功人士，魏忠贤在这一点特别成功，连袁崇焕都为这位大太监修生祠歌功颂德。不过鉴于人品问题，这段光辉历史被刻意抹去。
在中国人心中，死后晋级是符合崇拜规律的。
我们讲究尊卑有序，对年长者总是习惯性尊敬，毕竟他们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在阅历上已经碾压了年轻人，因此他们更有权威性。
而且由于年长者经历了太多太多，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后来者，使其少走弯路。
冲这一点功德，他们就值得后人鞠躬磕头。
再者，只有人死后，他的缺点才能被人们习惯性遗忘，如果时间够长，效果更好。
这种情况下，由于人物已经作古很长时间，关于他的记忆丧失殆尽，他的形象就有了穿凿附会、重新塑造的可能。
可以说，这时的孔子，已经不是有血有肉、如假包换的孔子。他是后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不断包装、不断加工美化的一个形象。此时的孔子已经超脱了他个人的范畴，他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理想的映照。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公无私、大爱无疆、大雪无痕的孔子。
这个孔子没有缺点，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小瑕疵。
而且他自身发现这一问题后，能够及时发现，并给予纠正和反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知错就改、善于自省的优良品质再次将孔子的光辉形象衬托得高大了许多。
孔子的成功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作古很久的人来成圣。
我们的邻国朝鲜，金家王朝创始人金Ri成，是一个被神化的朝鲜领袖。
然而，这位从年轻时就建立起高度个人崇拜的人，上位之路充满坎坷。二战结束后，朝鲜获得解放，苦难的朝鲜人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活在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金大将军。
然而见到本人后，朝鲜人民愤怒了，人们怎么也不相信，这么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后生会是领导朝鲜解放的大英雄（实际上也不是），一时间扶植金日成上位的斯大林也倍感尴尬。
最后不得不让金日成先回老家，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农村，你说啥就是啥。这样金日成才一步步建立自己的“神威”。
看来，圣人非去世已远不可为。
（图）孔子画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2、弟子必须给力
看看释迦牟尼弟子对佛法的传承，耶稣的弟子们对基督教的发扬，就能发现有一帮好弟子是多么重要。
孔子虽然做官不行，但是育人得道。他的身后，有“七十二贤人”，这是儒家学说得以发扬光大的基本班底。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继续老师未竟的事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老师生前的语录。
地球人都知道，孔子是一个儒学大家，这位大家究其一生都在为发扬儒学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在做官时、教书育人时、侃大天时、甚至是吐槽骂人时，都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和无穷无尽的思想财富。
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孔子反对用俑殉葬，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後乎”（开始用俑殉葬的人，大概没有后嗣了吧！）（《孟子?梁惠王上》），于是有了“始作俑者”的成语流传后世。
后世对孔子的认知始于其弟子整理的《论语》，这本类似于会议记录的书籍包含了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
所谓“仁义礼智信”，以“礼”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一生始终在奔波，在呼喊，在劝导所有人恢复周朝的礼制。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备的礼仪宗法，按照周礼治理天下，则天下距大同社会便不再遥远。”
但是现实狠狠地教育了孔子。
按孔子的逻辑，就好比劝现代社会的人，都自觉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那个淳朴的古代世界，这显然行不通。当时的中原大地，冶铁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全面革新，新旧社会的拉锯战更加惨烈，孔子的思维明显戴着不合时宜的帽子。
但是这不影响儒家的生生不息啊。
虽然孔子没有让当朝君王捧起来，但是他的弟子们办到了。
孟子就显然牛气了很多，和各国国君喝茶论道就如同街坊串门一样平常。但是孟子也没有等到那个呼唤儒学的时代。
儒家弟子在继续等待。
社会在发展，儒学也在不断进步。
后世的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之正统，很大原因是儒家弟子们在不断对儒学进行着革新（荀子的徒弟韩非子成为法家代表为秦国所器重）。
他们的革新不断追随社会潮流、不断适应统治者口味，为儒学的最终入世上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焚书坑儒”是儒学的一大挫折，但也间接说明了儒学改造的成功。
正因为此时儒学的改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才导致秦始皇痛下杀手。
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浩劫，不如说是曙光前最后的黑暗。
汉朝立国和兴盛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反思上的。
为了避免秦亡的教训，汉朝推行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最大限度减少对民众的干预，终于用了一百年时间恢复了强大国力。
等到汉武帝执政，时代要求这位雄才大略的天子缔造王朝盛世，必须有所作为，此时儒学的齿轮终于和统治者完美契合。
弟子的存在如同当下明星的粉丝，正是由于他们的追捧，孔子的形象才愈发高大，尽管他的一生不怎么成功。
但就如同梵高生前的穷困潦倒一样，这不耽误他死后画作的价值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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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迎合皇帝的胃口
从“人性本善”到“人性本恶”，从呼吁恢复“周礼”到“民贵君轻”的仁政思维，儒学门人一直在不断丰富儒学内涵，将孔子的思想加工改造并发扬光大。
儒学门人从未忘记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孔子的思想被不断加工和改造，最终成为可以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
董仲舒不是儒家学派人，但他仍然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说明了：此时的儒学改造已经到了一个新层次。儒家思想，已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原貌，它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融合的、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的宗旨转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皇权，强调君权神授，因而被汉武帝接受并推崇。
汉武帝接受新儒家思想，不仅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而在于它的封建大一统思想，这和汉武帝宏大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
因此，汉武帝大力发展儒家思想。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迅速取代道家地位，成为其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汉武帝是第一个认可并弘扬儒家思想的统治者。
由于汉武帝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儒学对统治者的完美适应性，儒学一步步巩固了自己的思想统治地位。
这保证了中国思想的大一统，后世虽几经分裂，但是最后都能走向大一统。
儒家对思想的“霸占”对于百家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从此思想自由不再有，专制成为封建社会主流。但是这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并最终被新中国基本继承了下来。
隋唐期间，由于三教并流，儒家的地位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唐朝皇帝认祖宗选择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
但由于科举制的开创，加上历代统治者对儒家的惯性，儒家思想继续被统治者所接受和使用，并全面确立了统治地位。
宋代朱熹对理学的发展使儒学再度升华成一种辩证的哲学。
明清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最终将儒家思想彻底烙进国人心中。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始祖，成为国人心中的大圣人。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为了适应皇帝大人英明的决策。
孔子地位被不断拔高：
汉平帝元始元年（１年）封“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４９２年）封“文圣尼父”；
隋文帝开皇元年（５８１年）封“先师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６２８年）封“先圣”；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封“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６６６年）封“太师”；
武则天天授元年（６９０年）封“隆道公”；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年）封“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封“玄圣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１０１２年）封“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公元老派３０７年）封“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封“至圣先师”；
清世祖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
没有人生来就是圣贤。孔子在成圣前，也是一个普通人。
历史大学堂团队作品 | 文：涩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