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是金庸小说男主角里最另类的一个，也是最接地气的一个，他身上有无数缺点，如贪财好色、假话连篇，但也有不少优点，如讲究义气、花钱大方。小说中韦小宝对康熙自称“对皇上忠、对朋友义、对母亲孝、对妻子爱”，惹得康熙哈哈大笑，说“你这家伙居然也忠孝节义、事事俱全”。
咱们这一回讲讲经济学里的“效用最大化”概念，以及韦爵爷是怎么利用该概念逐步高升，最终坐到了“一等鹿鼎公”的显赫位置。
何为“效用”？效用就是指消费者的满意程度，那么顾名思义，效用最大化就是消费者达到了最满意的程度。
韦小宝的顾客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康熙皇帝。
韦小宝曾问过自己“我凭了甚么本事加官进爵？”想来想去，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他妈的平常得紧。”
其实韦小宝过于贬低自己了，韦爵爷可不仅仅只会吹牛拍马，他非常擅长“一箭双雕”之计，应用此计，多次一举两得，既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又给自己带来了利益，获得双赢。
云南沐王府吴立身、敖彪、刘一舟等人入宫行刺皇帝，顺便陷害吴三桂，不慎失手被抓。韦小宝原本答应沐王府入宫救人，用这项功劳抵消徐天川失手打死白寒松之责。正在韦小宝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之际，康熙传来密旨，让他私放刺客获得信任，由此查出幕后真相。
这真是一项从天而降的一箭双雕好事，韦小宝放走吴立身等人后，沐王府对天地会消除了敌意；康熙也印证了自己先前的猜测，韦小宝自己“刀切豆腐两面光”：得到了康熙的嘉奖、得到了师傅的表扬、得到了方怡的许诺、得到了武林的声望，好事全占齐了。
这不是孤例，韦小宝杀吴之荣也很能说明问题。
吴之荣发家于《明史辑略》文字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受他陷害而杀头、流放的浙江士子多达数百人，这些人的亲属终日不见天日，躲在庄家大院闭门不出，韦小宝最宠爱的丫鬟双儿就是庄家所赠。
吴之荣官至扬州知府后，又查获了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诗文中的把柄，以此邀功，向韦小宝卖好。韦小宝原本就存了为民除害的念头，正好双儿央求自己，干脆一箭双雕，好事做到底，把吴之荣押送到庄家大院，交给受害者家属处理。这件事让双儿感动至深，更加死心塌地地跟随小宝。
除此之外，韦小宝奉旨去长白山祭天的时候，顺手剿灭了神龙教；收复台湾以后，力主留台不迁，收受了上百万两白银的“请命费”，台湾老百姓还觉得韦大人是个好官；结拜噶尔丹、桑结，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小命，而且替康熙去除了吴三桂的两路友军；帮着苏菲娅公主政变夺权，不仅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官封沙俄的“远东伯爵”，而且在接下来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签署过程中占了主动……
韦小宝的种种举动，往往带来的不是一项收益，而是两项甚至是多项，他非常会利用一件事情达到多方满意的结果，由此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其诀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
一件商品，当消费者最为满足的时候效用达到最大。换句话说，同样的价格，消费者认为某件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达到了最高值，此时就是效用最大化。对于康熙来说，人才也是他的商品，他手下的那些个名臣名将，如索额图、明珠、施琅、张勇之流，效用都是单一的，不如韦小宝那么多元，可能在具体某一方面，韦小宝无法和索额图等人相比，但是，论起“综合成绩”，韦小宝比他们强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康熙一路提拔韦小宝的原因，康亲王等人鼠目寸光，只觉得“少年天子爱的是少年大臣”，有些人甚至认为韦小宝不过是一介弄臣、一个小丑，拉出去都有辱国体，但事实却是，韦小宝帮着康熙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厥功至伟！所以韦小宝退隐后，康熙才会三番五次地寻找小宝，换成其他人，是不可想象的。
回到经济学里来。挑选一件自己认为效用最大化的商品其实并不容易，所谓的“货比三家”，就是一个挑选效用最大化商品的过程：买一件衣服，既要美观好看，又要方便实用；买一件电器，既要物美价廉，又要售后全面。
消费者在收入约束下所追求的效用最大化并不可耻，相反，不顾预算能力，铺张浪费、毫无目的才是可悲的。消费者选择最优的一种商品组合，使自己花费的每一分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实现最大总效用，这是我们理财、消费的一项技能，此时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时效用为最大，我们的收益也是最高。
韦小宝在花钱方面一掷千金，有钱任性，是炫耀性消费；在做人方面四通八达、左右逢源，是效用最大化。如果我们达不到小宝的物质基础，那还是理性消费，多加比较，做一个冷静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吧！（文：填下乌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