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武不杀
谈到儒家的君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温文尔雅、谦恭礼让、文弱书生形象。对作为儒家祖师的孔子，我们也容易印象成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然而，查看古籍对孔子天资与外貌的描述，却令人，大跌眼镜。
据《孔子家语》和《淮南子》的有关记载说，孔子长得宽额、狮鼻、阔口，大颅顶部微陷。身长(周制)九尺六寸。周制一尺，约现代二十到二十三厘米。也就是说，孔子当时的身高，至少在一米九二以上，可谓一标准的山东大汉。记载还说，孔子的智慧，超过周朝的苌弘，一位通晓天文、地理、人事的仕大夫。孔子的胆气，压倒当时著名的勇士孟贲。孔子挪步轻追，可足踩亡命窜逃中的野兔。孔子力擎双臂，能托起城关落下的城门。然而，尽管孔子勇力过人，伎艺超群，却深藏不露，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一心内修本来仁德，外宣先王仁道，终成一代素王，万世圣师。所谓素王，古称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的人，为素王。
孔子所处的时代，当时只有几百万人。但跟从孔子学习的弟子，却有三千之多。他们都是各国来的精英人物，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以孔子本身的智慧与人格魅力，加上众弟子的辅佐，在当时，如想谋取一国权位，是不难做到的。然而，孔子深知，社会的安定，大众的幸福，如果没有纯正的道德思想作基础，文化教育没有跟上，仅靠权谋势力的支撑，是不会长久的。而且，在这种状况下的安定与幸福，也是不究竟的。
所以，孔子宁可自己一生穷苦受累，寂寞凄凉，被人误解不识时务，也要担当起继承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优秀政治智慧的大任，为万世开太平，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孔子这种在任何环境下，不计个人得失，始终注重世人的德性培养，注重社会纯正思想的引导，从根本上，拯救世道人心的行径，这在当时，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甚至，一些个人道德修养较好的道家隐士，对此也颇有微词。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孔子，也是后来真正儒者们，过人之处。
禅宗祖师达摩，来中土前，定中观察到中土有大乘气象，这与中土有儒家精神的存在，不无关系。所以，有禅师说，孔子如按佛家的标准衡量，当属八地以上的大菩萨转世。
二、穷通皆乐
故事来源：《庄子：让王篇》
一次，孔子受楚昭王邀请，到楚国去访问，途经陈、蔡两国之间。而陈、蔡两国的大夫，害怕孔子被楚国重用，会对本国不利，所以，他们派兵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在陈、蔡之间。孔子一行，因此连着七天没生火做饭。熬的野菜汤里，也没有一粒米，弄得不少弟子无精打采，面有菜色。而此刻，孔子却依然在室内，弦歌不止。
这时，弟子颜回在屋外择野菜，见子路与子贡两人在一起嘀咕道：
“先生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卫国也未能待下去，在宋国讲学，连背靠的大树都被人砍倒。到周地拜访，又受老子的数落。现在，又被人围困在陈、蔡之间。追杀先生的无罪，欺凌先生的无有禁止。先生倒好，依然在这里弦歌鼓琴，自得其乐。难道做君子的，就这样的没有羞耻心吗?”
颜回听到这里，无言以对。只好进到屋里，告诉孔子。孔子听后，推琴长叹道：“子路、子贡呀!难道你们真的是小人?召他们进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子路、子贡进屋。子路抱怨地对孔子说：“老师，我们行到这种步田地，可以说是末路穷途了吧!”
孔子听到这里，厉声喝道：“子路!这是什么话?君子明于道谓之通，昧于道谓之穷。我们抱仁义之道，处在这少仁少义的乱世，遭受磨难，这是很正常的事，何穷之有?内省无愧于道，临难不失己德，大寒至，霜雪降，因此才会知道松柏之真强茂。过去，齐桓公因在莒国受辱，反而树立起王霸之志。晋文公在曹国受欺，因此产生称霸之心。越王在会稽遭受奇耻大辱，却使他更加坚定复国的志愿。这次，我们遭遇这般磨难，难道不也会是件很幸运的事吗?”
说完，孔子截然返身回到琴案，操琴而作。子路闻后，也随之持兵器，昂然合拍而舞。子贡见此，愧然自叹道：“我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呀!”
所以，古代有道德的人，得意也乐，失意也乐，所乐非关得失。有道德怡养于内，外境的得失，不过如寒暑风雨之替换，无足扰乱自心。
三、艺通他心
故事来源：《韩诗外传》
一日，孔子闲居无事，在室内演琴自娱。弟子曾参、子贡，坐在外厅，侧耳细听。
一曲终了，只见曾参喃喃自语道：“咦!怎么会是这样呢?老师的琴声里，怎么会流露出，贪狠邪僻的情调呢?琴音中，趋利不仁的味道，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对曾参所说的话，子贡在心里，也以为然。不过，他没接曾参的话，而是站起身子，朝室内走去。
孔子见子贡进来，面有犯难进谏之色，便放下琴瑟，等他说话。子贡便将刚才曾参所说的话，如实禀告。
孔子听完子贡的话，对曾参赞叹不已。他说道：“曾参真是天下一位大贤人呀!他已经通晓音律的奥秘。”
接着，孔子继续对子贡解释事情的原由。他说：“刚才，我正在几案边弹琴，有一只老鼠在室内游动，被一只猫发现了。那只猫，便循着房梁，悄悄地向老鼠接近。然后，选好地点，眯缝着眼睛、躬曲着身子，等待时机，扑住老鼠。后来，猫的如意算盘，终究没有得逞。因当时那只猫的心态，反映在我的心里，我便很自然地通过琴瑟，将它表露出来。所以，曾参说我的琴音里，有贪狠邪僻的情调，是很恰当的。”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说：大凡音乐，都是产生于人的内心。人的情感动于衷，体现在外就是声音。声音的变化有文理，就成了音乐。所以，在太平治世，流行的音乐，通常都洋溢着安适与喜乐。它也反映此时的国家政治，处于清明祥和的状态。在动荡的乱世，流行的音乐，往往会充满着怨恨与愤怒。它也反映此时的国家政治，处于政令不畅，上下乖离的境地。而一个接近亡国的世道，它的流行音乐，会弥漫着哀伤与忧思。它说明此时的人民，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苦，只能靠回忆往事，来慰籍自己。所以，声音之道，与政治之道，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