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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周恩来为同一件事连开了四次会议。会议常常一开就是大半天，他时而义正辞严，时而苦口婆心。是什么大事儿让日理万机的总理如此牵肠挂肚呢？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众所周知，1970年4月24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此迈入空间时代。但想要放卫星，必须要有可靠的运载火箭才行，为了送“东方红一号”上天，它的“座驾”——“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1965年便开始研制了。一系列研讨会后，“长征一号”最终确定了在“东风四号”导弹基础上加装固体发动机末级的技术方案。当时担任“东风四号”技术负责人的任新民自然成为了“长征一号”技术负责人。
任新民（来源：腾讯网，徐洪波 摄）
任新民对“长征一号”这一重中之重的任务格外重视，从接到任命的一刻起，他便率领七机部一院的科研人员们投身于紧锣密鼓的研制工作中。到1968年2月，火箭的末级方案终于得以确定。可此时已然是“文革”高潮，由于激烈的派系斗争，“长征一号”的研制不得不被迫中断。任新民被突如其来的大字报指责为“叛徒”，家里被抄个底朝天。对此，他早已司空见惯，他平静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隔离审查和关牛棚。
任新民和“长征一号”的境遇让周恩来十分牵挂，他常常召集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人听取火箭研制工作的汇报，于是就有了文首提及的一幕。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静默寡言的任新民总会选择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开会前，周恩来常亲切地问：“任新民同志到了吗？”“总理，我在这里。”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来。周恩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望，然后指着身旁的一个座位说：“任新民同志，到前面来，这里是你的位置。”每次汇报会几乎都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开始的。在特殊的年代里，周恩来常常召集专家们开会，除了听取汇报，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趁机保护他们，在会上看到任新民等人安然无恙，周恩来便放心了。
在“东风四号”基础上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来源：中华网）
尽管如此，任新民仍担心冲击会随时到来。一天，他找到军管会负责人，说：“我不怕隔离、关押和审查，只是如果我被劫走了，国家的重点任务完不成才是死罪，现在应该尽快把型号工作交接一下。”眼前真诚又无奈的老专家让军管会负责人备受感动，他握着任新民的手说：“您这个技术总负责人是周总理批准的，周总理已经命令我们保护好您的安全，请您放心。您继续干，而且要干好！”任新民有些哽咽，他暗下决心：拼了命也要把“长征一号”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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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间，任新民几乎全是在发射场度过的。除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他还同时领导参加了“东风三号”和“东风四号”导弹的研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然而，1970年春节，任新民却罕见地给自己和科研人员们放了假。
“东风三号”导弹（网络图）
“东风四号”导弹（网络图）
原来，任新民是夏天带领试验队进驻发射场的，可转眼寒冬腊月，大家都没几件换季衣服，虽然时间紧迫，任新民还是在请示上级后让试验人员回北京过年了。任新民难得在春节回了趟家，这可把妻子虞霜琴高兴坏了。可还没等虞霜琴高兴起来，任新民就在大年初二这天充满歉疚地对她说：“这个家就靠你了！”虞霜琴心领神会：老任又要离开家了。
任新民与家人，右二为他的妻子虞霜琴（网络图）
尽管放假前任新民告诉大家正月初六再回发射场，可当时他自己已经盘算好初二就返回。其实，他给试验队放假还有一个原因：在之前的测试中，电缆布线十分凌乱，电缆脱落插头也常常出问题，对测试进度和质量有严重影响，只有在现场人少的时候才方便清理这些问题。趁着春节放假，任新民和发射部队马不停蹄地重新布线、清理电缆，对每一个脱落插头都仔细排查。正月初六一大早，赶来技术厂房的人们无不对焕然一新的测试现场感到惊讶，当得知眼前的一切竟是任新民的杰作时，大家更加赞叹不已。
测试现场的改善，大大加快了合练进度。3月26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向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发了！面对两个大宝贝，任新民一点儿也闲不住。从早到晚，从东到西，他一会儿爬到塔架上，一会儿又钻到地下测试室，加班、开会、研议棘手问题……任新民似乎浑身上下都是用不完的力气。
正当任新民埋头于卫星发射的收尾工作时，却接到一个电话：“请钱学森和任新民同志尽快到北京！”难道政治风波又来了？
“航天四老”与钱学森、庄逢甘合影，左起：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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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距离卫星发射还有十天。当晚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从发射场匆匆赶来的钱学森和任新民到了会场才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周恩来如此急迫地让他们回来是为了讨论卫星安全问题。在当时，卫星安全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有人担心万一发射失败，卫星将播放着《东方红》掉进大海，政治影响不好，因此有必要安装自毁系统。
“东方红一号”上的音乐播放装置（网络图）
“大家对安装自毁系统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关切地问。可由于这事儿涉及政治影响，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缄口不语。
周恩来缓步踱到任新民跟前，问：“任总，你认为呢？”
任新民斩钉截铁地说：“不要装！”
周恩来继续问道：“你的理由呢？”
任新民说：“如果在入轨前出问题，火箭的自毁系统可以把卫星一同炸掉；如果入轨后出问题，卫星在进入大气层后便会烧毁，因此并不需要专门的卫星自毁系统。相反，如果安装，很可能会由于误操作将一颗好星炸掉。”
周恩来一边将任新民的意见写在笔记本上，一边说：“任总，原来你也这么认为！这个问题，我会向毛主席报告，尽快给你们答复。”
三天后，消息传来：“东方红一号”不安装自毁系统！任新民听闻后十分高兴，立刻与钱学森启程赶赴发射场。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在巨响中喷射着美丽的橘红色火焰，载着“东方红一号”直奔苍穹。随着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响起，人群霎时沸腾了！任新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不停地和科研人员握手、拥抱，重复着说：“好啊！好啊！”
“东方红一号”卫星（网络图）
人们在收听来自“东方红一号”的《东方红》乐曲（来源：新华网）
几年后，任新民出任“331工程”（注[1]）总师，由于这一工程包括五大系统，并且每个系统也都有一位总师，任新民便有了“总总师”的尊号。作为“总总师”，放一颗卫星怎么够？继“东方红一号”之后，任新民又放了很多次卫星：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大容量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任新民为我国航天技术从试验走向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亲切地称他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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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
任新民（1915.12.5–2017.2.12），“航天四老”之一，著名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我国航天事业重要开拓者之一，中科院、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和“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在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诸多大型航天工程中均担任领导或总师，被认为是中国航天界地位仅次于钱学森的“总总师”。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名言：
我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
注释：
[1] 331工程：即我国卫星通信工程。在“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之后，我国就开始对卫星通信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工作。1975年3月31日，我国正式开启卫星通信工程，称为“331工程”。该工程的实施，是中国航天技术从试验走向应用的重要标志，大大推进了我国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谭邦治.任新民院士传记[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4.
[2] 吴树利,朱钰华.情系太空——中国导弹、卫星、运载火箭和飞船的开拓者任新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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