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和令狐冲在精神上的契合处颇多，我初读《笑傲》，即有此感觉，却又一直深为不解。
金庸自称他在段誉形象的塑造上，多有取鉴于《红楼》宝玉。至于令狐冲，我想金庸在写《笑傲》时，绝对没有刻意让他继承那位多情公子的遗传基因。
段誉当然与宝玉相似，但这份相似，仅止于皮毛。精神上与宝玉契合的，只能是令狐冲。
引录两段文字：
(一)XXX是个最自然而不掩饰自己的人。他从不道貌岸然、从不自以为是、从不自大自尊，甚至毫不自我中心。他不受俗礼管束，他简简简单单地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印象。他毫无机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重要，从来没有使命感，没有名利心，是个最难得的恬淡人物。他不是故意反叛，而是真真正正的漠视，常常忘记自己的行为是违反世俗常规。他尊敬的是高洁诚挚之士，鄙视虚伪而野心大之辈。他有精神洁癖，受不了虚伪奸诈的人。他看人完全是从精神的尺度而漠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看不起他的都是男人，女子差不多个个都对他好。他从不虚伪，不计较代价，不计较面子。他本来就没有事业心、没有名利心、没有使命感……
(二)我觉得，XXX这个人是古今中外第一大叛逆。可是他这个人最可爱的在什么地方?他是个大慈大悲的叛逆。他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他能够同情和理解别人，他在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里头，在曲曲折折的那种重压下，他永远能够保持他这个赤子之心，保持他这个真的东西，永远不说一句假话，可是说得那么婉转 -- 这一点，我们都差远了!真是太高了，这个境界!唉!…(长叹)…
这都谁跟谁啊?
哪个说的是令狐冲?
哪个又是贾宝玉?
据说，200年间，贾宝玉先生一直都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西风东渐之后，中华沾染野蛮人习气，贾少爷乃日见厌弃，仍有傅聪先生，以艺术家的视野，审视宝玉：“我们都差远了!真是太高了，这个境界!唉!…(长叹)…”
甚至，傅聪把宝玉作了品评月旦艺术、艺术家的尺度，例如他认为：“贾宝玉加孙悟空，就是莫札特。为什么这么说?第一，莫札特绝对是赤子之心，在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博爱，有一种大慈大悲，这一点和贾宝玉是一样的……贾宝玉，对《红楼梦》里那么多人物，他都理解，他永远不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他有时候也有反抗，跟莫札特一样……贾宝玉和莫扎特全部是爱，有博大的同情心，大慈大悲的同情心……”
将《红楼》完全视作雪芹的自传，未免太过，然而，曹翁也确实把自己的怀抱志趣投射在此书之中，某种程度上，傅聪“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的观点是站得住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今人多以‘缺乏阳刚气’而将其一笔抹煞，毋乃太过?
《红楼》前80回的宝玉，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若曹翁自撰的后40回幸而传世，我相信久历沧桑的贾公子绝不会为所谓的‘无刚’提供口实。
至于，第一节文字，是吴霭仪女士对令狐冲的评说。
两节文字，对于贾与狐，是否可以通用?
2000年，金庸在杭州声言：“我的天性与贾宝玉相通”，或许，金庸把自己身上与宝玉相通的那部分‘天性’，赋给了段誉，也赋给了令狐冲。此前有人访问金庸，问他最想做自己笔下的那位人物，金庸的答案正是段誉、令狐冲二人。
贾宝玉、令狐冲的观念、作为，完全出自天性，不因他人的毁誉而改移，但他们又纯良真善，为别人思虑，唯恐不周详，傅聪说宝玉“有博大的同情心，大慈大悲的同情心”，这一点，令狐冲也相同。他对满身污秽而好酒的老丐、洛阳街头赌钱的瘪三、衡山派稚幼的师妹甚至落难的林平之皆是以诚相待、平等结交，完全没有华山派‘大阿哥’的臭架子。青城派灭林镇南一门，对此恶行，没有人愤怒，没有人吭声，有的只是令狐冲冒死对余沧海喊出的那句“暗箭伤人，卑鄙无耻!”
他救脱仪琳出田伯光的咸猪手，甚至不是为了岳不群老师教诲的‘侠义道’，对令狐冲而言，帮助弱者，本是天性。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寻思：‘……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不是枉自为人?……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想魔教前辈之中，着实有不少英雄好汉……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笑傲。绣花》)
蔡锷将军的可贵，不在于‘护法反袁’的事功，而在他‘为国民争人格’的立意用心。令狐冲对任我行的行径厌恶透顶，不为自己个人的人格、自由，实在是冀望天下英豪皆葆有每个人的人格与自由。
“言者无耻，受者无礼!”，掷地作金石声。把它与《人权宣言》并置，仍觉寒碜，但在这老大帝国，也算‘慰情聊胜于无’罢?
完全不可理解：金庸在创造令狐时，根本没有想到《红楼梦》和贾宝玉，金庸自承塑造段誉这一形象得力于对贾少爷的借鉴，但真正与贾宝玉声息相通的，反而是令狐冲。
在《五谈令狐》中，我已经把他与道家思想及魏晋精神的关联说的太多，通过《广陵散》与《笑傲江湖》之曲的传承关系，我认为金庸塑造令狐冲这一人物形象，受到《庄子》与嵇康的诸多影响，而在拜读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字之后，疑惑顿解。
余先生指出“曹雪芹最欣赏的古人是阮籍，最爱好的古籍是《庄子》……《红楼梦》与《庄子》关涉甚深……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上属于魏晋一型，尤其是竹林七贤那种任情不羁的风流……曹雪芹在思想上与嵇、阮相契之处，无疑正在他们反礼法这一方面。而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之语尤深得曹雪芹的同情。阮籍不能忍受魏晋高门的伪礼法，曹雪芹也不能忍受八旗世家的伪礼法;所以两人虽遥遥千载而精神相通”。
金庸难以忍受1959年前<大公报>内部成天政治学习的伪礼法,令狐冲亦难以忍受华山派’君子剑’门下的伪礼法——虽则表面上他一直想要重回华山.
令狐冲与贾宝玉多有相似，而宝玉的令尊贾政与令狐的恩师岳不群相信生在同一时代，也不缺乏共同语言。
曹翁写<红楼>、宝玉,精神血脉渊源自<庄子>、阮籍;金老写<笑傲>、令狐,则与<庄子>、嵇康声息相通.
令狐冲所体现的，是《庄子。逍遥游》的精神：“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但他终于做不到极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只能像“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在《后记》中，金庸指出：“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那是因为：“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
可能金庸也是多少受当时西方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观点的影响，乃作是语。
令狐冲已经是理想化的人物，即便是他，欲求绝对自由，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抄一段《红楼》，权作帖子的结尾：“宝玉细想这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案，遂提笔立占一偈云：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