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降
1864年1月19日下午，寒风飕飕。一只小船载着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离开上海，穿越“这个条约口岸西面纵横交叉迷宫似的水道”，踏上了寻找戈登之旅。
尽管从未谋面，但赫德对这个领导着“常胜军”的英国皇家工程兵少校并不陌生。两人都是供职中国的英国臣民，在不同的岗位各自发光。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着新官上任的海关首长，“冒着冰冷的冬雨，坚持追踪那个静不下来的反复无常的统领”？
事情还得从一个多月前震惊中外的“苏州杀降事件”说起。
1863年11月，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在戈登的“常胜军”配合下，围攻苏州。戈登身先士卒，“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相继被克。
守城的太平军纳王郜云官丧失抵抗意志，试探向淮军投降。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便通过他居间做保，戈登也信誓旦旦地向纳王亲口保证其生命安全。
不料12月6日，即城陷两天后，纳王义子等人逃到戈登驻地，跪求庇护，哭诉义父已人头落地！而近三万放下武器的太平军战士也遭到淮军官兵的屠戮。
李鸿章
李鸿章悍然违背戈登与纳王约定的投降条件，酿成惊天惨案，极大地刺激了戈登。盛怒之下，他收好了纳王头颅，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
李抚台岂能让他寻到？戈登于是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大本营，宣布与之一刀两断。的确，李鸿章让他“既蒙耻又心伤”，戈登咽不下这口气，威胁要将苏州城完璧归赵，甚至扬言要率部加入太平军，反过来攻打淮军。
斡旋
苏州的收复，“预示着上海的商业活力重新勃兴”，但赫德自豪喜悦的心情并未持续太久，戈登便让他的心脏咯噔起来。赫德能理解戈登的感受，但少校的鲁莽举止，他并不认同。眼下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联手迅速平叛，这对列强和清政府两方面都是有利的。
赫德的判断非常准确。清廷要肃清太平天国，离不开“常胜军”。而此时，英国方面将领的意见却是解散洋枪队，留下中国人去打他们自己的仗。战局悬于一线，恭亲王奕訢心急如焚。
很快，赫德就站出来为李鸿章开脱。他推测，李抚台最初并没有打算处决太平军首领，只是在降将们
开始提出非分并带有威胁性的要求时，李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消灭他们。
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同清朝官场打交道的经验，想方设法保护戈登，避免其因违抗命令而被李鸿章所“参”。他的前任李泰国不就是因此而“下课”的吗？
赫德
虽然没有被正式授权介入这一事件，赫德却“依靠他的外交技巧和语言能力”，受到事件各方的青睐，成为他的中国雇主及其英国同胞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人。奕訢指示赫德，要求他撮合李鸿章和戈登。
凭着对这两人的了解，赫德知道，对于杀人如麻的李鸿章来说，杀掉几个降将，根本就不算个事，而戈登则像爱惜自身羽毛一样爱惜信誉，把它看得比性命都重要。要想让他们重新修好，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亲王认定赫德就是斡旋其间的最佳人选。
寻获
就这样，肩负着亲王的任务，诅咒着恶劣的天气，赫德出发了。一路西行，赫德来到戈登常驻的昆山，不想却扑了一个空。以美感著称的昆曲故乡，早已不再秀丽，但发生在半年前的昆山之役，却堪称戈登戎马生涯的一座丰碑。
彼时，戈登考
察地形发现，坚守昆山的太平军被水道包围，唯一退往苏州的道路就建在河边。他于是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断敌退路。
昆山太平军溃逃后，“常胜军”的铁甲炮艇沿河追击，在十几码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霰弹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苏州太平军守将率兵来援，也被“常胜军”和淮军击退。此役“常胜军”伤亡五百，太平军却阵亡三千。
可此时的戈登会藏身何处呢？赫德并非一无所获，他得知，戈登负气回到昆山后，在城郊建起一座归云堂，祭奠被屠杀的近三万太平军将士，还出资雇请道士，大摆中国传统的水陆道场，以超度死难者的亡魂。赫德越发感到，要“促使戈登重新出来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月23日，赫德带着
他的随从来到苏州，曾经的人间天堂，已是“许多尸体残骸，到处残垣颓壁”。不过，李抚台的新居忠王府却是“建筑讲究，而且整洁”。在这里，赫德见到了调解对象李鸿章。
早在一个月前，赫德就“接到李抚台关于苏州等事一封客气的长信：语气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说戈登误听他人之言”。的确，李鸿章认为戈登的反应是小题大做，其他洋人则是大惊小怪，唯有自己一直赏识的赫德还算识大体。
在两个小时的会面时间里，他向赫德“详细叙述诸王执行死刑的情况”，并希望赫德“尽力劝戈登去看他”，临别前，他指出戈登最有可能出现的两个地点：木渎或洞庭山。
苏州之行的最大收
获，便是“从李抚台本人那里，得到一份有关引起他处决诸王原因的解释”，这与赫德之前的推断基本吻合。于是，带着“傲然自负的心情”，赫德告别相送的抚台，继续他的寻找之旅。
走走停停，寻寻觅觅，直到1月31日，也就是从上海出发后的第12天，两个疲惫的旅人下船步行约6英里，又绕回到昆山的城门下。在赫德的记忆里，这是“很长的一天”，幸运的是，持续多日的寻找总算有了回报，戈登下令放他们进城。
戈登
终于找到了！眼前的戈登“年约三十，身材瘦小，有一对转动不停的非常蓝——浅蓝色的眼睛”。未及赫德开口，戈登便告诉他：“你在这里险些又见不到我，我今天早晨就要到苏州去。”
说合
李鸿章第一次遇见戈登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
那次见面后不久，李鸿章亲自观战，“常胜军”的出色表现，更让他对戈登赞美有加：“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可惜好景不长，渐渐地，戈登心高气傲，脾气暴躁的毛病日益显露。李鸿章能忍也就忍了。没曾想这次杀了几个太平军，戈登的反应会如此强烈。看来也不像是作秀，否则怎会将赏他的一万两白银悉数退回？
确实，翻脸以后，双方都难以下台。戈登四处逡巡，又何尝不是为了排遣满腹郁闷？最令他耿耿于怀的，是杀降貌似早有预谋，他应该是被老谋深算的李抚台耍了。
不速之客赫德的到来，让他既惊又喜。惊的是这个年纪相仿的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和天寒地冻，一路寻来；喜的是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憋屈，终于有了倾吐的对象。
前些时“苏州杀降”事件持续发酵时，赫德曾站出来为李鸿章开脱，并在苏州得到了印证。李鸿章坦承，在痛下杀手之前，他也曾“踌躇三昼夜，不能决”。李抚台并没有利用戈登，更没有耍弄戈登，他杀降纯属不得已而为之！
戈登的苦水尚未倒完，赫德心中便已经有了底。就抓住这点巧妙说合，矛盾或许就能化解。
真相
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驱使着年轻的总税务司，他尽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向戈登叙述他所知道的一切。
原来，纳王郜云官等人献城后，李鸿章便着手向朝廷起草《克复苏州折》，决定宽恕降将及其部下，当时并无杀降之意。但在正式受降仪式之前，诸王却提出了让李抚台断断不能接受的两个要求。
第一条：“坚求立二十营，占阊、胥、盘、齐四门。”所谓“阊、胥、盘、齐四门”，实际上就是大半个苏州城。纳王要求有权管辖半个城市，并统率两万人马，只剩下东门一隅留给李鸿章。这个条件太苛刻，不要说李鸿章，就是清廷也绝无答应的可能！
第二条：“奏保总兵、副将实职，指明何省何任。”清廷对降将的原则向来是先抚后察，对于事先许诺降将的优惠条件，李鸿章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期望的是，诸王率众归顺后，通过奋勇作战立下功勋，再为其论功请赏。可诸王以为献城后即刻就能顶戴花翎，未免操之过急了。
当这些要求转给李抚台时，“鸿章大惊”。如何答复诸王，立即变成了“烫手山芋”。以郜云官为首的诸王仗降将之众，自恃可以交换到更多优惠条件。这本身就让李鸿章踌躇难决了。偏偏在此节骨眼上，一则“纳王一人发迹未除”的说法，彻彻底底地激怒了李鸿章！“受翎不剃发”，岂非预埋反骨？此时此刻，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将他们立即处死，来不得半点犹疑。
纳王们的要求将自己推向了不归路，逼得李鸿章先下手为强，遂于6日中午受降时，安排刀斧手埋伏于宴席周围，乘诸王不备，采取了斩首行动。
和解
赫德娓娓道来，实际上已充分说明了李鸿章“情有可原”，“处决并不是预先策划的背信行为”。赫德在与戈登“散漫的长谈”中，摆完上述事实，并没有马上为李鸿章辩解，而是将他的行为跟英国的在华利益勾连起来。
纵然戈登有百般委屈，也不能不被其上升到国家利益的说辞触动。他终于意识到，“在当时情况下，李鸿章下令，把在他控制下的藐视他的权威的太平军诸首领立即处决，那是不能按照司法观点来严厉责备的”。
赫德离开苏州前，曾极力劝说李鸿章，先行“偿付戈登要求给予伤员和那些看来日益宜予淘汰的人员全部钱款”。没想他前脚走，李鸿章很快便派人兑现，而这种“慷慨大度”又直接促成了戈登准备“去苏州访谒李鸿章”。此时赫德的出现恰到好处，他更有台阶下了。
当晚11点，总算“释然解悟”的戈登在赫德陪同下，乘坐“海生”轮驶向姑苏城。有意思的是，当戈登第二天来到忠王府拜访李鸿章时，两人跟约好似的，闭口不谈任何与“杀降”有关的事。
不管怎样，赫德这趟“不舒适的旅行”，为戈登和李鸿章“提供了两只部队再度公开联合的一种易行而又保全面子的方法”。
大家一致同意赫德的调和方案——“戈登在中国新年过后便带部队作战，抚台（李）发表一项告示，由他本人承担处决诸王的责任，并表示戈登对此事一无所知”。
李鸿章不会再次失信。没多久，便在《北华捷报》上刊文，还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决定，和戈登没有半毛关系。同时向朝廷请赏，授予戈登中国军队最高的军阶——提督，赐黄马褂，戴孔雀翎。
清廷为了安慰曾经“很受伤”的戈登，还仿照西方式样，给他定制了一枚硕大无比的纯金奖章。在赫德的一手撮合下，一场中西外交僵局冰雪消融。戈登倍感有面子，他终于“可以放心回去，投身于他如此热爱的军事行动”。
（作者：杨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