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出于对《战国策》、《史记》等史料的错误解读，以及对中国先秦战国时代文物的把握不足等原因，中国先秦战国骑兵一直被看做原始落后和中国封闭军事文化的代表。很多人认为，中国先秦骑兵，不能肉搏和冲击，即便是骑射也要等到被北方胡人痛打之后才由“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首先创制，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战国骑兵的曙光
与常人惯常理解的相反，中国骑兵并非起源于公元前307年，即赵武灵王十九年的“胡服骑射”事件。实际上，中原地区的华夏之民相当早的时候就接触了在西域活动的斯基泰游牧部落，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早纵马骑射的游牧民，可能是中原地区接触到的最早骑兵。在春秋时期的秦国国君陵墓中，就发现了与中亚的“汗血宝马”的基因组相似的西域战马，以及刻有斯基泰风格骑射手的艺术品。这足以证明，至少早在春秋早期，来自东方东夷部落的秦国人，就和这些擅长弓马的西方骑兵打过交道了。因为也就不难奇怪，为什么《韩非子》中能说秦穆公有“畴骑二千”了。
▲大堡山春秋秦陵骨雕，绘制了两名斯基泰骑射手
在之后，除了长期和包含斯基泰人在内的“西戎”作战的秦国人，东方诸国也逐渐掌握了自己的骑马技术与骑兵部队。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在数个齐国墓葬中都出土了骑马俑，这是中原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可供骑乘的战马文物，比胡服骑射早了约200年左右。
▲春秋末战国初出土的齐国马俑，装备了最早的马鞍，表明是骑乘马而非拉车马
实际上，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从来都没有提出赵武灵王是首创骑兵之人。《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说没有战船，就没法防御黄河以东的齐国与中山国水师，会导致鄗之战中被齐与中山联军水师围城的悲剧。同理，如果没有“骑射之备”，就没法防御“参胡、楼烦、秦、韩之边”，实际上根据上文的逻辑，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除了北方的胡人，秦国和韩国也掌握了一支能够威胁赵地的骑射部队。这样的军事威胁逼迫落后的赵国进行军事改革，来缩小与邻国的差距。
弓弩射艺
游牧民族留给中原人民最深印象的无疑是来去如风的骑射手，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能够留给人深刻印象的无疑也是“骑射”二字。先秦骑兵手中一件相当的利器便是弓箭。根据《考工记》记载，制作一把先秦优良的复合弓必须“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长度上“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即约合今152.46厘米、145.53厘米、138.6厘米。可以射“大侯九十”即124米，骑射弓可能拉力较小，但是仍然不失为先秦武士手中的一件利器。
▲战国晚期画像砖拓本，描绘一名胡人装束的骑射手正在骑马猎鹿
▲战国出土齐国瓦当，右下一名齐国骑射手正在持弓射猎
除了弓箭外，弩也是先秦骑兵的利器之一。弩在《复活的军团》中几乎成为了秦国骑兵的代表武器，但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夸张——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在骑兵区域内仅仅出土了两件弩机，相对于估算的一百多名骑兵总量，这个弩机数量实在不能说明秦国骑兵主力是弩骑兵。不过，秦国骑兵中存在一只弩骑兵部队，当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用弩机
矛剑之利
很多人受早期错误考古思想的引导，认为没有马镫就不能在马上肉搏，甚至由此推导出先秦的骑兵都是弓弩骑兵，只有短刀匕首护体这样的错误结论。实际上无论东西方，早在马镫出现之前，使用刀剑甚至长矛在马上格斗的记载乃至文物都比比皆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没有马镫就不能在马上格斗的现象。由这一错误前提推导出来的所谓“先秦骑兵”都是“弓弩骑兵”的结论更是错上加错。
秦兵马俑二号坑的发掘简报提到，秦国骑兵配备的剑是兵马俑一号坑的“II式剑”，即最长可达91CM的长剑。现在这种长剑一般被认为是秦国长铁剑的明器版，实际上宁夏彭阳出土的秦墓中的骑兵也是携带了弩机和长铁剑。这足以证明，秦国骑兵绝非仅仅只有护体短刀，而是拥有长达一米左右的铁剑可供肉搏。
▲战国长铁剑，秦国骑兵就配备了这类铁剑以供马上搏杀
至于长矛等长兵器在战国骑兵手中也不罕见。有“田忌赛马”之风的齐国，酷爱在瓦当上面描绘马与骑马人的形象。相当部分的齐国骑马者就有非常明显的长柄武器，甚至有骑兵使用肉搏武器进行比试和战斗的画像。
由此可见，战国骑兵早在胡服骑射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装备齐全，近战有刀矛，远射有弓弩，一点都不亚于西汉早期以及周边游牧民族的骑兵。
▲使用长柄武器的齐国骑兵
▲齐瓦当上的齐国骑兵
▲瓦当上互相冲击的齐国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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